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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雷宗兴
作者:雷宗兴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1-2

 

 



雷宗兴:被找回的家族记忆

[导读]姥姥文革时去印刷厂劳动,即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碰见一个老工人认出她来,说我姥姥家过去是他们东家,他们专给她家拉黄包车。姥姥听罢掉头就跑,好几天不敢上班,怕同事知道自己是剥削阶级。


作者:山东师大附中2010级4班 雷宗兴

指导教师:侯晓燕

 

被找回的家族记忆


迟来的扫墓

 

又是一年清明节,天很阴,雨下得若有若无,起了大雾,给人以凄凉之感,为公墓披上了一层神秘面纱。突然,在公墓的东南角,传来阵阵哭声,走近细看,原来是八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一家子时隔五十多年后终于见面了。“奶奶,我们终于能来看你了。”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抽泣道。过了一会儿,家人建议道:“咱把爷爷的墓也移过来吧。”郭宪达顿时嚎啕大哭起来,哭道“我爹埋的青岛万国公墓早在文革的时候破坏了,这么多年连问都不敢问,怕人家说咱出身不好,又要挨斗……现在都找不到了。”雨还在下,雾更浓了,这段历史因时间的推移而迷雾重重,却阻止不了这部百年家族史在迷雾中悄然翻开。

 

家族的辉煌

那得从十九世纪说起,1890年我的高祖父出生在一书香门第,他叫郭葆琳,自幼聪颖好学,在塾学中,即颇得先生赞誉,加之家庭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严格的教育,使其在各个求学阶段都名列前茅,出人头地。靠着天资聪慧,他少年得志,考入山东高等农业学堂,清宣统元年(1909年)毕业后,又官费只身赴日留学,入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科深造,1916年回国后,回到了母校“山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原为山东高等农业学堂,1913年改名)蚕科任教师,并兼任山东省模范讲习所所长。任教期间,与学生一起辛勤劳作,在一亩亩桑田中寻找、结论蚕业规律,受学生一致好评,后因成绩突出而升任山东公立专门农业学校校长。1926年,他举全校之力与其他五个专门学校组建山东省立大学,虽任校长,但从不放弃对自己所学专业的研究,仍孜孜不辍,深入钻研。通过细致的调查, 撰写出《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不但如此,他还兼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署理安邱县知事,后又任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兼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年仅四十出头的他,已然成绩卓著。

可惜天妒英才,一次郭葆琳出门办公(1937年),虽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却傻傻地专门找人算了卦。之后,他郑重地向家人告别,对家里上上下下都嘱咐了一番,家人很不解,他也不解释,言罢便走出郭家大宅,上了等待已久的车队。

然而第二天,青岛市市长沈鸿烈便带着整个领导班子身着礼服前来报丧,家人这才知道,昨晚,车队受到游击队突袭,郭葆琳身中数枪,倒于血泊中,走的时候很平静,至于他当时执行的是什么任务,谁也不知道。这件事给了这个家巨大的伤痛,自此,郭家开始败落。

郭葆琳死时年仅47岁(1890—1937年),终葬于万国公墓。

郭葆琳的经历,精彩而短暂,连他的亲儿子对他也了解甚少,我姥姥就更不知道多少了,家人也只不过在茶余饭后聊起时,才偶尔提到。在他们眼里,他不过是农校校长,小县长,市长的跟班,关键还是给国民党做事的,从未为此自豪过,甚至有不屑之感。然而历史对他是这样评价的:“执教期间,他以丰厚的理论知识,深入浅出的教学方式,深受学生欢迎。郭葆琳教学中尤重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他深知实践的重要,所以他不辞劳苦地和学生一起去桑园劳动,一起到养蚕户家中搞调查,将实践经验再来验证所学的理论,在植桑和蚕的养殖上都是以艰苦的实践活动来辅助教学,因此取得了丰硕成果。他把毕生精力全部投入到农科事业中。可以说郭葆琳先生的一生是勤于农科教育的一生,是勤于农科研究的一生,他一生著述丰厚,成就斐然,以其卓荦的天资和勤奋为山东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科学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看完这些,姥姥哭了:“我一直当他是个坏人,提都不给别人提,可想不到他是这么伟大,给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没有愧对祖宗啊。”

事后想了想,这也难怪,姥姥记事的时候,他也死了好几年了,又因那时刚刚解放,家道中落,家中从前有个为国民党做事的人,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他又为游击队所杀,难免让人怀疑,加上姥姥又不爱和其父郭宪聪说话,沟通又少,不了解亦在情理之中。

 

中道败落

郭葆琳死后,留下大笔财产,包括青岛及济南两座宅院。青岛的较小,有一栋洋楼,门前种着樱花(共三棵,分三次分别由父子三人从日本带回)。每到初春,花开烂漫的时候,孩子们便在门前嬉闹,有海军路过,便跟孩子讨几枝樱花别在身上,蓝色的海军制服配上美丽的樱花,显得格外帅气,路人见了,不时频频点头。济南的较大,有二十几间房子。还有就是名噪一时的俊德昌印刷局,可刊印中文及英文、希腊文,并长期承印配有希腊文的《观象台月报》及《经济年鉴》等书刊。

其长子郭宪聪谨遵父愿学农,先在青岛大学学习(1931年),期间在此认识江青、上官云珠等人,后来在青岛大学肄业。之后他又到河北农学院学习(1932年),毕业后又到了日本帝国大学农业部学农。再往后辗转多地任教授、技师、研究员等职务,而印刷局无人照料,郭宪聪不懂经营,于是很快便卖掉了。

后来姥姥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文革时去印刷厂劳动,即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碰见一个老工人认出她来,便言我姥姥家过去是他们东家,他们是专给她家拉黄包车的,之后便说到他父亲不懂经营,最后亏损怎么怎么样的。结果姥姥听罢掉头就跑,好几天不敢上班,怕被同事知道自己的家庭是剥削阶级。

再说说建国前的一件众所周知的事吧,这也是有史以来对郭宪聪影响最大的事,就是国民党撤退台湾(1948年)。他妻子家里都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妻子从父命转战台湾,于是到了分离的时刻。傍晚,在机场,一对有情人,男的头顶礼帽,一身西服(日本带回来的),脚蹬黑底大皮鞋,一根绅士棍摆在一边,女的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发髻,眉清目秀,穿着棉旗袍,脚底一双木底高跟鞋,宪聪迎着晚霞捧着妻子马玉芬(曾是与上官云珠共事的演员,家中曾有与上官云珠合影的照片,后还是被红卫兵收走)的脸,深情吻别,两个孩子傻傻的站在一边,瞪着大眼睛望着泪流满面的父母,只是知道母亲要走了。母亲告诉他们,一定要记住母亲这张脸,等等打了胜仗,妈妈就能回来看你们,那时自己一定要记着妈妈,那时妈妈的身上会别着一朵木棉花,爸爸会别着一朵樱花在海边相见……

可是,一等便是60多年那,至今音讯全无……

自此郭家再未提及此人,有人问起,便言此人已死。(让人知道自己有家人在台湾,一不好看,二那真是有口难辩了)再后来郭宪聪再娶一妻,但后妈对孩子却没有多少爱心,成天打骂不断,所以她的孩子们至今恨着她,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要抛下我们?

家人曾去北京公安局查过她的下落,一无所获……

想了想,马玉芬的做法也是对的,如果她还在这,不但自己必死,还得连累丈夫孩子,要是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定得当特务杀了,亲人还得背上特务家属的罪名,日子更不好过了。

建国之后,家里更惨了,昔日的官费留日大学生,因出身不好,只是个技术员,而他们的院长是他过去的学生,这一对师生并肩走过,真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啊。

再后来郭宪聪回到了济南,本想享享清福,却又颓然走进了劳教所,原因有三:(摘自姥姥笔录)

1.地主资本家。

2.说工农干部是工农分子,看不起工农干部。

3.他与他的父亲都写有土壤学著作,让日本更加对华了解,成为日本侵华原因之一。

 

彻底败落

文革的浪潮一浪一浪地袭来,郭宪聪本来就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红卫兵天天抄家、检查、批斗,一条龙服务,今天这帮刚出门,那伙又来了。江青这时正是毛泽东夫人,他却从未找她寻求过帮助。

青岛那个家早被红卫兵占了,几十个红卫兵挤在里边,连车库都住上了人,汽车当钢板砸了,好几个房间的书全烧了(里面就有家谱,害得我奔走各地,查抄资料,还原历史),门口栽的父子三人从日本带回的樱花树,也当木柴烧了,昔日的二层小洋楼就这样被糟蹋了,而且至今这座小楼仍为那些老红卫兵所占,迟迟得不到收回。

宪聪那里,夜半三更,一家子悄悄地围在火盆旁,一张张宪聪的照片投入火盆,转瞬间化为灰烬,扬起灰随风飘散。那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带着大礼帽,着西服,按着绅士棍,一双大皮鞋,就这样随风消失了,至今宪聪的家人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一是因为这个形象的人,不被批为特务就怪了,在那个无中生有的年代,一张照片就完全可以让人送了命。还有这年头有几家照过照片,让红卫兵看见,定说他小资产阶级。烧完了照片,宪聪使劲挺了挺他那再也直不起的腰,转过身回去睡了觉,“明天一大早,还要扫大街呢,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他想到。而他没注意到,他刚躺下,他的小儿子郭庆华便披上外衣,拿起扫把,走了出去,在夜色中,在路灯下,一个少年红着眼执着地扫着每一处地。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宪聪被门外的吵闹声闹醒,几个警察正和他小儿子吵着:

“你是干什么的,扫地是你老子的活,轮不上你!”警察怒骂道。

“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扫地吗?谁扫不一样?”庆华哭着争道。

年近花甲的宪聪倚在墙角,低声叹息。。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一切还没有结束,痛苦仍如暴风雨一样袭来,终于房子也被收走了。他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抄了他家,便逃难去那家,没几天,那家也被抄了,那就再跑,有时像叫花子一样流落街头,他生性嗜烟如命,而子女都受牵连,正在劳改,谁又有钱给他买烟呢?他只好每天在大街上,趁着别人不注意捡地上的烟头,把烟末重新卷起来,重新点燃,一个堂堂留日大学生,堂堂一教授,竟每日如乞丐一般寒酸,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潦倒在街头巷尾,任别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但他从未哭过。

以前养尊处优的他,又怎受过这等肢体与精神的摧残,可他,居然忍住了,无论如何,表情依然坚毅如故,从未哭过。

岁月流转,伤痛蜿蜒,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举国大庆,老头子郭宪聪还是那么淡定,起了个大早,借钱买了包烟,坐在马扎上,低着头,抽着烟,突然,他瘦弱的身体颤抖起来,眼圈终于红了,十年啦!他从未哭过,可这一刻,眼眶终于抵不过泪水的冲击,漾了出来,在岁月的伤痕上,痛快地流着,十年的防线终于倒下了。四人帮粉碎后,警察天天找郭宪聪,让他提供江青在校罪证,这才让子女知道他认识江青。每次一大群警察压着他,街坊邻居都以为他是要犯,对其嗤之以鼻,可自此他却天天在家里说当年江青在学校多刻苦努力,多有气质,吓得孩子都不敢和他说话(怕别人听见),他这辈子其实也做了很多贡献,可现在还能查到的竟只是提供江青在校表现情况一条,若他在天有灵,不知有何感想。

再后来几个人到了他家,说要找郭宪聪,说他们是农业厅的,在此正式为他平反,并请郭宪聪回农业厅工作,他孩子听罢,痛哭失声,这时,郭宪聪已饱含着怨恨去世多时了。一切来得太晚了。

兄长如此,同胞兄弟也未逃过劫难。

青岛的郭宪敏,从东京帝大毕业以后,来到了山东省农科院做农艺师,由于他学历最高,做事兢兢业业,受到了广大同行的一致好评。正值事业最巅峰的他,意气风发。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反右的时候,被关进了劳改农场,这一关就是五年,可他相信通过自己努力会出去的。正当他等到这一天准备离开时却被留在劳改农场,并且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很快文革到了,他自然也被批斗,去日本留学!卖国!他不怕打不怕骂,就恨那些说他是卖国贼的,一有人说他是卖国贼,他便满面通红,又不善辩解,只有忍着,这样的日子过了整整二十年。当再一次收拾东西时,他已年过半百,岁月的沧桑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即将离开,心中感慨万分,又很激动,家长啥样啊?早已模糊了,回家了!再也没人说我是卖国贼了!走过大门,正向家的方向走去,一个人擦肩而过,啐了一口;嘟囔道“卖国贼!”他站住了,两眼直勾勾的望着家的方向,仰面倒下,自此他再也没有起来。医生说他过于激动,死于脑溢血。最后他还是没有机会看家一眼。

十年浩劫终于过去了,这些曾是上流社会的人们跌入谷底,近百年的家族辗转到此,算的上是告一段落了,一个句号悄无声息地打上了,可这个家族在这段时间中,死的死,逃的逃,所有家产几近全部败落,两处房产,尽被抢占,家中珍藏,无一幸免,书籍报刊,尽被焚烧,连一张照片也未曾放过。最关键的是,这个家族在劫难之后,每个人内心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阴影,既使平反以后,这心灵的创伤也未曾痊愈,待人接物,唯唯诺诺,好像生怕被人揭他老底似的,这百年家族之伤又岂是可以轻易磨灭的?这,还只是一个小家族,那时又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在岁月中支离破碎,残败不堪哪?

附录(族谱)

郭葆琳——妻范祥卿

(1890—1937年)

(官费留洋日本,山农大学校长,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署理安邱县知事,民国青岛市政府秘书长兼李村乡区建设办事处主任。被人暗杀,葬于万国公墓。)

长子郭宪聪——前妻马玉芬

(青岛大学肄业,河北农大毕业,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毕业,山东农专教授,俊德昌印刷局经理,多处任技术员,研究员,技师。)

育有4个子女

1、郭庆萍

两个孩子

孙宏一子——雷宗兴(作者)

孙义一子——孙旭

2、郭庆珠

3、郭庆华

4、郭庆丽(又因在文革时,情势所迫,故改名邹丽)

次子郭宪敏

老三郭宪达

 

 

历史感悟

我一开始是由郭宪聪开始调查的,当我了解之后,便发现有几点想不通。郭宪聪、郭宪敏都学农学,不会这么巧合吧?都留洋日本,为什么?最后,听到郭葆琳葬于万国公墓,便上网查找有关万国公墓之事,当时德国占着青岛,万国公墓大多葬欧洲人士,他到底是什么来头?凭啥进的万国公墓?便对郭葆琳进行百度一下,试试有结果吗?结果一无所获,颓然之际,在姥姥的箱子里发现了一张法院判决书(有关青岛洋楼房产的),在卷尾,有这么一句话,“郭葆琳1937年故,遗留遗产……”(冥冥中他在保佑着吧)这才发现打错了字,这么多年过去了,姥姥记成了张作霖的霖,故大喜过望,再试一次,果然成功了,当姥姥看到山东夏津,留洋日本。县知事,山农大校长,青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等词时,激动得很,“就是他”,最后看到字次璋,便更放心了,看完后,感触颇深,在我们这个家中,都认为郭葆琳是个大坏蛋,给国民党干事,可如今才知道他对农业的贡献竟是如此之深。

这时是凌晨5点50分,天已近亮。姥姥却毫无睡意,默念道:“我愧对祖宗啊。”过去每有人问她爷爷,她总说是个大坏蛋,被游击队杀了,可今天却发现他居然为社会做了如此大的贡献。47岁英年早逝,却如此辉煌,仅学术著作近十本之多,且此书至今有售,我们却一无所知。

六点多,姥姥便联系全国各地的郭家人,告诉他们我们这个惊人发现,这时我终于熬不住了,朦胧间听到他们在议论:

“怎么会是你外孙发现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好像听咱爹说他是校长,县长,青岛市市长送给咱家一把宝剑。就这还叫红卫兵收了,别的无人知晓啊。”一个老人道,想了想,应是郭宪达吧。

“是他在天上看不下去了吧,看咱们如此误会他,下来告诉咱的吧。”笑声伴着叹息感慨着。

“网络真是太神奇,什么都有,咱们都不懂啊,要不能误会这近七十年吗?”这时又传来阵阵笑声。

我听着听着,笑了……带着笑睡着了。

睡了一中午,起来了,姥姥连声向我道谢。在此我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方,及其所有支持者,是你们给了这些老人机会,让他们解除了这七十多年的疑惑与误会。

不过,我还有一个小疑问,为什么郭葆琳会被游击队杀害?为什么他会出门前算卦?他是去干什么?为什么会是1937年,这只是巧合吗?一连串问题摆在面前,让人久久不得其解。

真相也许已随时代的烽烟吹过,近百年过去了,这最后的奥秘也许永远不为人知,但我还是感到欣慰,因为我已尽我最大努力基本填补了这一方面历史的空缺,查过这么多资料,发现只是在县志或传记里对他的歌功颂德,有谁知道他后代的破落?有谁知道他是被游击队所杀,而非病故?又有谁知道,这个父亲对子孙的影响?以及他子孙的出路,其中最最令人高兴的事,家人一直不真正了解他,在长期的迫害之后,已经风声鹤唳,从没有胆量调查过他,而如今真相大白,让他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郭葆琳,让他们发现自己的爹,爷爷,还有光辉的一面。

之后便由郭葆琳——郭宪聪这一条主线走下去的。分为三大块:郭葆琳时的富有;建国后渐显衰败;文革时家破人亡。

三大块描写出这一百多年的世事变化,一个家族由强盛到衰败的整个过程,表达了对时间流逝的感慨,突出了文革对当时家族的伤害。

由此可见,文革不但给这个家族带来灾难,更给全国几乎所有的家族带来了灾难,这就是国家的浩劫,这就是国家不可磨灭的伤痛,这必须是当代人不可以遗忘的记忆,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在日后的运转中,远离狂热,走向正轨,对国人方有警示作用,方能用理性的分析去辩证地看待国家政策,这样中华名族方能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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