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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育飞:历史的镜子—读《吴晗全集》
作者:尧育飞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3-17

 

 

 

历史的镜子——读《吴晗全集》

 
尧育飞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06级本科生

《北师大·春秋人文报》

 


 

历史的镜子

——读《吴晗全集》(第七、八、九卷)

吴晗(1909-1969)诞辰100周年,最好的纪念自然是《吴晗全集》。奠定吴晗学术地位的固然是他的明史研究,但是在此,我所要关注的乃是其三卷杂文。杂文是针砭时弊、革故鼎新的利器,然而逆推溯源,其史料价值也不容忽视。

 
“天下有道,庶人不议”

作为匕首和投枪的杂文,同时也是历史的镜子。吴晗在1946年出版的杂文集就叫《历史的镜子》,其中当然多是以史事论今世。知人可以论世,这是传统看法;知论也照样可以论世,这是我读吴晗杂文的心得。作为学者的吴晗在“教书的时候因为讨厌国民党的腐败,不愿接触政治,自己专心于学术研究,1937年到昆明,仍然抱持这种态度。但自1940年以来国民党统治愈来愈坏,湘桂战役一败涂地,加之恶性通货膨胀,自己生活也跟着一般人一天天困苦,于是对国民党由讨厌到痛恨”(第九卷,第198页)。可见,吴晗由书斋走向民盟,实是因为当时天下无道。古语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在此,我劝那些为国民党“翻案”过头的学者三思。

天下无道,天生就为反对假恶丑的杂文自然应该肩负起它的责任。因此,从这时起,吴晗的杂文不但数量激增,杀伤力也日甚一日,从早年抨击教授、抨击图书馆和历史教育的书生袖箭,一跃而成为喊打喊杀的战士投枪。针对贪污,他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原因则根植于社会风气、政治风气中,至于根绝的办法则“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对于抗战,他撰文《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骂杀南明小朝廷,骂杀左良玉,骂杀后方歌舞升平的人民,并大声疾呼“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针对崇“利”的社会风气,他甚而危言道:“目前如不努力设法转变……则抗战虽然胜利,恐怕我们的损失将会比失败更为可怕。”吴晗此话可谓一针见血,千载之后亦当有余音。

 

四说五四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话题,吴晗杂文中对此的专论便有四篇,分别是《论五四》(1945)、《论纪念五四》(1947)、《新五四运动》(1947)和《青年与文化》(1949)。

在《论五四》一文中,吴晗认为论五四应该注意三点:

 

一、“过去的学生运动发生在时代末叶,而当前的学生运动却和国运同符”;

 

二、“五四运动是继辛亥革命,补充辛亥革命的社会的思想的革命。五四运动之所以必然地出现于历史,是因为辛亥革命的早熟和缺陷”;

 

三、五四运动是“从反封建转变为反法西斯,从文化思想的改革转变到政治经济的改革,从历史走到现实”。

 

由以上几点不难看出,吴晗已经隐隐有改造五四、“利用”五四之嫌。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吴晗并没有把“民主和科学”加诸五四。到了1947年,吴晗才高呼“五四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要把五四运动发展为新五四运动”。所谓“新五四运动”,吴晗认为“新五四运功是反内战运动”,“是反独裁运动”,“是人权保障运动”,“依然是民族解放运动”。可见吴晗至此已经开始刻意改造历史上的五四运动,赋予了它不少从前不曾有的内容。

 

而对于当代青年,吴晗在《新五四运动》文末发出了这样的号召:“青年人应该大声喊出:我不问政治,谁配问政治?青年人也应该明白,你不问政治,政治要问你!新的中国在不远的前面!”如果说此时吴晗仍保持着自己的“五四观”,那么到了《青年与文化》一文,就标志着他已深受毛泽东对五四的定性的影响。。《青年与文化》是吴晗于1949年5月6日在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文中明确将“五四以来的三十年的中国历史”定义为“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并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即在于知识分子和青年从此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始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前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时代,并给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奠下基石”。

吴晗本人随时代变化而自觉改造思想的路子,也让我们得以从一个侧面窥见处于大转折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学术、心路历程。可以说,吴晗这几篇文章为我们认识左翼知识分子的“五四观”提供了一面绝好的镜子。

 

凡事从头做起,

一切以人民福利为依归,以民主为尺度,中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

(第七卷,第330页)

在“李闻惨案”发生后,作为民盟的骨干成员,吴晗对国民党钳制舆论、制造恐怖、企图发动内战的抨击愈发激烈起来。针对国民党的报禁和书禁,吴晗愤然言道:“一个无声的中国被制造出现了,不许说话,偶语有禁止,腹诽有刑。不许集会,不许结社,更不许游行请愿,据说太刺激了。”(第七卷,第342页)针对这样的“文化杀戮”,吴晗认为挽救的唯一办法“是请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来执行公正的裁判”。至于内战,吴晗和当时大多的第三势力一样,明确反对荼毒生灵的内战。“一门之内,自极兵威”,在吴晗看来是“不义之战,可耻之战”(第七卷,第284页)。他斥责:“(人民)休养生息之不暇,怎么可以再有一个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大破坏。”

当然,在衡量所有这些非法和丑恶时,吴晗都高举人民这面大旗。例如抨击官僚资本,他说:“只有能使官僚哭的政府,使人民笑的政府,才是人民所要的,属于人民自己的政府。”他进而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趁今天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人民是容易满足的”。因为他深信拿破仑的话——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仍然写杂文。我们所熟知的“三家村”事件起因之一就是吴晗、邓拓和廖沫沙三人的“三家村札记”,尽管就锋芒和力度而言,吴晗在“三家村札记”的作品实属一般。如,在《谈开会》一文中他说“要重视开会,也要善于开会”,而在之前的1945年政治协商会议结束时,他的观点则是“人民所要求的是行动,立刻行动”——行动比文字重要。然而正是从这些转变中,吴晗杂文的史鉴功效才越发显现。在建国前后都能有杂文传世的人不多,吴晗作为其中一家,其杂文“明镜照物”的功效,有待我们深挖细究。

(《吴晗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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