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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民生: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
作者:程民生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2-3-27

 


关于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与思考

程民生

 


在5000年的历史中,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经济发展干差万别,很不平衡。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在最与当时生产力相适应的地区形成一个经济重心,也即与其他地区相比,人烟稠密,经济发达,是国家和当时社会最主要的经济区。第一个经济重心形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是大多数学者认可的历史事实。经济重心是相对稳定的,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国防形势的演变,必然也将寻找更适宜的发展区域。以扩大经济重心的范围乃至迁移。宛如江河东流。我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大致经历了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的历程.最终在东南地区结聚成一个新的经济重心,并取代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重心地位。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南移事件。

显而易见,经济重心南移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迄今为止经济地理格局唯一的一次巨大变迁,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不仅展示了经济演变的地理脉络,是地域经济开发史和北南经济地位消长的主线,而且直接带动了文化重心的南移。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问题。对于经济重心的南移,古人有切身的感受,但并未加以研究。只是到了现代,才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也可以说,发现经济重心南移史实是现代史学的一大成果。正是这个问题的发现和深入讨论,引发出一系列新问题,从而使经济史研究进一步立体化,拓展出新天地。

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已有的研究状况和发展脉络。1990年,卢星、倪根金曾从事过这项工作,发表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研究综述》一文。这篇3000余字的文章简略概括了以往各种主要观点,罗列了经济重心形成的标志,南移的时间,南移的原因,[1]为学术界提供了便利,功不可抹。现今看来,该文显得比较简单,且所列诸家观点均无具体出处。只是在文后列出17篇(部)论著作为主要参考资料,使人难知所指。10多年以后的今天更有许多新见解出世。因此,有必要站在其肩膀上重新审视。


一、有无经济重心、何时何地形成经济重心

 

像所有重大问题一样,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也是一场大讨论。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有关学者各抒己见。问题总是从无到有,中国经济重心问题也不例外。学术界所说的经济重心南移,大前提是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存在着经济重心。但并非所有人都承认这一观点。李晓路、葛壮就持不同意见,他们在对隋唐以前南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初步探讨”后指出:“南、北经济的发展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在互相交往的影响下独自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特点有明显差异;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及社会生产的不同部门间,南、北方各有优劣。就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尚难总体比较,因而还不能得出‘经济重心在北方’的结论。”对“北优南劣说”产生的原因,该文提出可能与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及史官文化的影响这两个因素有较大关联。[2]

在此前后,大多数而且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定中国古代存在着经济重心并且就在北方。早在1943年,全汉升就明确指出这点:“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而不在南方,这是没有疑义的。”并认为这个在北方的经济重心“较偏于西”。[3](P271、270)王仲荦完全赞同这一观点。[4](p495-496)而较早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当属冀朝鼎。1934年4月,冀朝鼎写成了英文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年在伦敦出版。原序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这对了解中国经济史是大有裨益的。”全书的主旨是:“定义基本经济区的概念,研究中国的水利与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要地探索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等方面的问题。”作者把从公元前255年至公元1842年的中国经济史划分为5个时期:

1.第一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包括秦汉两代,以泾水、渭水、汾水和黄河下游为其基本经济区。

2.第一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包括三国、晋和南北朝、四川与长江下游出现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

3.第二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包括隋唐,长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经济区的地位。

4.第二个分裂与斗争时期,包括五代、宋和辽、金,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显著的基本经济区在进一步充分地发展着。

5.第三个统一与和平时期,包括元明清三代。“统治者们对于首都与基本经济区相距太远这件事越来越发愁,因而多次想把海河流域(现河北省)发展为基本经济区。”[5](p12-13)这里的“基本经济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重心”。

这里需要说明,在此之前已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该书第14页注①透露:K.A.Witffogel博士在《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提出“中国经济——政治核心区”,并指出“决不是固定不动的”,从西北到东北,到长江流域,这种核心区有三次变动。他意识到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核心区”及其移动轨迹,冀著显然受其影响。
朱诗鳌在冀著中文版《译者的话》中写到:1936年该书英文版出版后,就引起了我国及世界学术界的注意,在日本,由左渡爱三于1939年译成了日文。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承认是其《中国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水利工程》的主要依据。所言英文版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注意确屑事实,如我们见到李剑农在20世纪50年代引用过此书。[6](p193)但恐怕不宜过高估计。因为当时能看到并看懂此书的人毕竟是有限的。直到1981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中文版,此时对我国学术界经济重心南移研究的作用已属强弩之末或仅是推波助澜了。

几乎与冀朝鼎同时,张家驹也开始了对经济重心南移的研究。从1935年起,张家驹在大学生时期就对宋代东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予以特别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短文,其中以《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为代表作。[7]至1957年形成了11万字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的专著。书中《绪言》指出:“自唐朝中叶至宋之南渡,是我国经济重心向南转移的过渡时代。本篇的写作,主要在阐明两宋时期这一转移的行程。”结论是:“宋王朝的南渡,标志着南方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我国社会就完全进入南盛北衰的新阶段,因此,这一历史事件就成为我国南部发展历史中的划时代关键。”

以上二书,是近半个世纪以前的有关代表作。关于近年经济重心南移观点的普及,中学教科书的提法最有代表性。中学教科书的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内容、观点的选择十分慎重,对学术界新成果的采纳往往滞后。我们在最权威、最有代表性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历史课本中,能看到有关提法明显的变化轨迹。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学历史》中,只是谈到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原来比黄河流域落后,六朝时得到进一步开发;至宋代也仅在《南北方经济的发展》标题下讲述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8]到了90年代初,有关提法就比较明显了。如“江南的经济原来比黄河流域落后,东晋南朝时期,长江下游一带农业得到迅速发展 ”;“从五代起,南方的农业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北宋时,南方的丝织业胜过北方”。[9]已经客观地显示了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因而,有中学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在课堂上将其明确化。[10]而最新版的《中国古代史》中,则明确提出了经济重心南移概念:六朝时期,“江南经济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安生之乱以后,我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宋时,全国的经济重心已经由北方移到南方”。[11]10年间的提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暗示到明确的三个明显阶段,表明经济重心南移研究日益发展.经济重心南移概念日益普及。另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教科书中也有反映,如张全明、张翼之《中国历史地理论纲》的经济地理部分.干脆就是以经济重心南移为主线的。

关于何时在北方形成经济重心问题,学者的意见也不一致:

1.远古说。张家驹言:从远古至西晋,“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这时可以说是北方的全盛时代。”[12](p155)傅筑夫言:“从远古直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古代文明主要就是产生在这个区域之内(即华北平原——引者),是中国古代唯一的政治和经济中心。”[13](P91)王会昌根据其长期研究也认为从上古到秦汉时代,中国的经济中心一直稳定在中原地区。[14]樊志民的观点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北方旱作农业突飞猛进,发展的规模、速度和技术水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使黄河流域成为当时土壤条件最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15]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考古资料认为,从史前时期向文明社会过渡时,南方地区有着灿烂的文明。与北方同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否认以中原为中心的单元论。[16](p99)张全明、张翼之认为,石器时代是南北经济同步发展时期,新石器时代长江中下游地区自然生长的农业发展水平与黄河流域相近似,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才超过南方,率先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17](p169-172)

2.商周说。鲍晓雷言:“至商周,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关中地区。”[18]

3.战国秦汉说。农史学界一般认为:战国秦汉时期“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经济和政治中心。”[19]

4.秦汉说。如杨荫楼认为:“秦汉时期在关中地区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水利事业的高潮,从而关中经济区重心得以形成。”[20]
5.汉代说。如郭豫庆言:“汉代的社会经济获得高度发展,黄河中下游成了全国经济重心。”[21]

 


二、经济重心南移的时代判断


经济重心的形成是地理环境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历史原因的产物,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经济重心何时南移的时代判断,是一个最主要、同时也是最有异议的问题。这个讨论,目前已深化为何时开始、何时转折、何时完成三个阶段。

1.何时开始

(1)战国说。张鸿雁曾提及“当从战国时期起出现的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后……”[22]这是经济重心南移时代最早的提法,但仅仅是随口一说,没有任何论证或其他说明。这一特例,反映了有关提法的随意性。

(2)东汉说。傅筑夫认为:东汉末年的大动荡使大批流民南下。改变了江南经济区的落后状态,“初步形成了一个小的经济区……乃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开始。 ”[23](P641)林甘泉明确指出:“中国经济重心从东汉时期开始南移。”[24](p167)全毅也言“从东汉历魏晋到南北朝.500年间,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到长江流域”。[25]

(3)魏晋南北朝说。王仲荦在其前引《魏晋南北朝史》上册专列《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一目,认为“南贫北富的情形,已开始在这三百年内逐渐转变。”童超指出:东晋南朝时,“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26]朱伯康、施正康认为:“由这一阶段开始,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逐渐由北方移到南方”。[27](p451)张岂之、张国刚等以及罗友江都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开端。[28](P9)张承宗提出西晋时出现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30]而郑学檬则以为,魏晋南北朝南方经济的发展只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准备阶段。[31](p18)另一种说法是,南方地区在这一时期形成又一个经济重心。如张家驹言:从东晋开始南方经济有了很快的发展,形成一个新的经济中心,但“虽然号称平衡发展,究竟北方还是占着优势。”
[12](p156—157)王育民同样指出:“东晋、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形成为一个新的经济重心.也就是说,已形成了南北相互抗衡的局面”。[32](P369)冀朝鼎的提法是:当时四川与长江下游“出现一个能与前一时期的基本经济区所具有的优势相抗衡的重要农业生产区。”[5](p13)杨荫楼同样言:“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南方和北方并驾齐驱的局面。”[20]宁可等人也认为:“长江三吴一带已经成为我国的一个新经济重心,可以和黄河中下游相比美。”[33](P477)蒋福亚提出准确的时间是在宋齐之交,三吴成为新生的经济重心。[34]概括而言,这些观点认为当时存在着两个经济重心。

(4)隋代说。如周殿杰言:“隋的统一和运河的开凿,揭开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35]王毓瑚也言:“到了隋朝恢复统一时,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是赶上了北方。”[36]史念海则指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际,关中等地已经显得府库盈溢,甚至还除去妇人及奴婢、部曲的租颗。由此可见,大运河的开挖“并不是就像后来所说那样是为了运输来自江南的漕粮。”[37]

(5)唐代说.李剑农认为:“唐之经济领域重心,则不限于黄河流域,即东南亦渐重矣”,“故唐代经济流(应为“领”——引按)域之重心由关东河、淮流域扩至东南,实以通济渠之运道为之枢纽……此唐代统一后,中国经济领域之面目,大异于两汉。”[6](P187、189)

(6)中唐或安史之乱说。如李伯重认为,直到唐代中叶以前,江南农业从整体上来说,一直落后于中原,至于经济重心的南移,也是开始于中唐。[38](p35)王玉德、张全明言:“安史之乱后,我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分布格局已有所变化。在某些方面,南方的发展已开始占有一定的优势,从而表现出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 ”[39](p372)朱绍侯等也认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是自安史之乱开始的。[40](p93)

2.何时转折

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历史过程,有其阶段性。一般有关论著在较为系统论述其过程时,常划分为两个或三个阶段。其中有的叙述含糊,笔者在此不敢臆测,先将比较明确的提法介绍如下。

(1)隋唐说。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时期概念,其表述为:“隋唐时期南方农业的继续发展终于导致全国经济重心的转移”(但不是完成)。[19]

(2)安史之乱说。张家驹明确指出:安史之乱“又是我国经济发展南盛北衰的一个转折。”[12](p4)又如张步天:“安史之乱……也是经济地理分布明显变化的分野。由于战乱破坏和尔后北方藩镇割据以及西线吐蕃等的压力,唐后期经济依赖南方,从而加快了南方农业经济的步伐,使经济中心南移。”[41](p68)曹尔琴、郑学檬也持此说。[42][31](p17)张岂之、张国刚等同样持此说,不过将这一“至为关键的一个阶段”延长至五代十国。[28](p97)

(3)五代说。朱绍侯等认为:“全国的经济重心,经过五代,已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但不是完成)。[40](p21)

3.何时完成

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中,这是最关键、也是争议最激烈的问题。判断的时代跨度因而相当长。  

(1)魏晋南北朝说。早在1934年,李旭就发表专文论述魏晋南北朝时经济中心转移到南方,认为此时江南的经济为极发达型,侵入的北方各外族经济势力为落后型。中原经济为较发达型。[43]罗宗真发表有两篇关于这一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的论文。较早的一篇认为全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于六朝,而完成于宋;[44]后一篇则进一步强调东南经济的发展:“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给人的印象是经济重心已经南移。[45]郑学檬、陈衍德发表专文,全面反驳了这一论点,认为当时江南经济仅处于开发阶段。[46]周殿杰也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持续地发展并不时出现高潮,这些都应该被看作是经济重心转移的量的积累。[35]傅筑夫也指出:“六朝时期,江南的开发还处在初期阶段……是粗线条式的写意画,是向广度发展的一种粗放经营.只是将无主之田占为私有,进行一点力所能及的开发,仍有大片土地未能发挥其生产潜力。”[47](p12)这是从南方角度而言的。朱大渭、张泽咸从北方角度指出:这一时期“北方的社会经济经过几次破坏和恢复,终于又发展为全国的重心,而农业经济区还向北有所扩展……只看到北方社会的破坏,看不到社会的重新整合和发展,认为中国这期间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这是不切合实际的。”[48](p10)张全明、张翼之也认为在隋朝统一之前,北方优厚的势力再度得到发挥,又超过南方,“仍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而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所在”。[17](p192)一些学者从专史角度研究了有关问题。钮仲勋从矿业方面指出,此时南方的矿业是在发展,北方的矿业是在恢复,但由于过去的基础不同,一直到南北朝晚期,南方的矿业仍未能超过北方。[49]卢海鸣从纺织业方面指出,六朝时期南方纺织业的总体发展水平仍难以与北方相颉颃。[50]

(2)隋代说。全汉升即持此说,他在其名篇《唐宋帝国与运河》中,认为这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原因,以便把经济重心的南方与军事政治重心的北方联系起来。[3] (p279、393)吕振羽认为隋代江南生产获得更迅速的发展,“至此成了全国经济的重心。”[51](p405-406)

(3)隋唐说。前引冀朝鼎之著即持这种观点。傅筑夫也言,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于东晋和南北朝,“到隋唐时就完全成为定局了。”[23](P641)

(4)唐代说。林志华言:“中国社会经济重心的南移,基本上是在唐代近三个世纪里开始并完成的。当时江南经济发展的水平,已逐步赶上并超过了北方的经济水平。”[52]朱伯康、施正康认为南方经济“至唐发展已超过北方的水平,从此中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向江淮及东南、华南地区。”[27](p512)

(5)唐代后期说。此说以安史之乱为界,以后完成经济重心南移。这一观点比较普遍,如范文澜、周殿杰、王仲荦、陈昌远、朱大渭等、史念海、王会昌等即是。陈正祥也认为:天宝年间,“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发,北方明显地尚胜过南方。盛唐时虽曾经转输江南米粮供应幽燕,但那只是临时的给边性质。”安史之乱以后,“在经济发展上,南方已超越北方。”[53](p10、p5)万绳楠等明确指出:“到唐朝,特别在天宝以后,经济重心确实是南移了,主要是移到江南道。”[54](p176)魏明孔论述了中唐以后手工业经济重心的南移。[55]张步天则断于唐末,认为“唐末以后,我国经济中心南移,南方经济超过北方。”[41](p239)袁英光、李晓路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安史之乱以后只是财政重心从黄河流域移到了南方,不能同经济重心的南移混为一谈。而财政重心的南移,并非由于此时的南方地区生产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故可提供较多的赋税所致,“目前还难以证明唐代经济重心已南移”,对经济重心南移这一重大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56]郑学檬等进一步阐述强调了同一观点,不同意唐代经济重心南移说。[31](p10-12)林志华则认为财政重心与经济重心虽是有区别的,但也是密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之本。江淮地区如无相当的经济实力,是无法长期承担全国财政支出负担的。显然这是南方经济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经济重心已基本南移所致。[52]

(6)五代说.胡如雷认为:“五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移向南方,而隋唐时期正处在南北发展趋于平衡的阶段。”[57]葛金方所言更明确些:“自10世纪即五代以降,秦岭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正是我国经济重心的所在,无论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是最为发达的,其重要性已经跃居全国首要地位。”[58](p29)

(7)北宋说。吴琦从漕运与农业角度推断:“至迟在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全面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59]有的学者虽承认经济重心的南移完成于南宋,但同时又指出“在整个宋代,北方的经济地位已不如南方。”[60](p178)程民生不同意此说,他在大量研究基础上指出,宋代北方经济仍在顽强发展井达到新的高度,经济重心从发展趋势上看正在南移,但从历史现状上看还未完成,东南地区的经济也还没有超过北方。[61](p330-332)  

(8)北宋晚期说。胡道修通过对人口增长速度及数量的研究后指出:“北宋晚期北方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明显……北宋晚期中国不仅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南方,就是人口重心此时亦转移到南方。”[62]宁志新分析了宋神宗朝南北两地的户口、人丁、垦田数量及租赋额,认为南方大大超过了北方,“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北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我国的经济重心已从北方地区转移到了南方地区。”[63]

(9)南宋说。如前文介绍过的那样,第一部研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专著就是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将南宋建立作为经济重心完成的标志.与此同时,李剑农在其著作中列专节《经济领域之重心移于东南》,明确指出:“宋以后之经济重心遂移于东南。”[64](p7)另一位有同类专著的专家郑学檬也认为“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经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了。”[31](p17)持同样观点的学者为数不少,如杨荫楼、李伯重、王毓瑚、吴松弟、张全明、朱绍侯、张国刚等即是。在此还必须说明的是,张家驹把南宋作为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开始:从南宋渡江至鸦片战争,“这个阶段的特征是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的过程,南方经济发展水平,完全超过北方,可以说是南方的全盛时代。”[12](p157-158)王育民也说“完成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则开始于南宋”,又说元朝时期“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还指出:“总的说,从南宋渡江到鸦片战争前夕这一阶段,经济重心完成了南移过程。”[32](p375)

像经济重心南移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一样,或者说正因为其历程漫长复杂,学术界关于完成这一过程的时间判断居然有跨度1000多年的不同说法!事情事实上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学术界在此之后还有相关的说法。

一些学者揭示,明代北方经济又赶上了南方。如从翰香言。朱元璋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诸政策和措施.冀鲁豫三省得益最多,经济恢复亦最显著,其人口增长和耕地垦辟,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15世纪也即永乐以来,三省经济状况得到迅速恢复和长足发展,为明王朝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所需要的北方经济奋起追赶南方,从而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这一战略要求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65]农史学界的另一种说法是,明王朝的建立扭转了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南北差距有所缩小。”[19]余也非所言更为明确,他在其《中国古代经济史》一书中专列《南北经济差距的缩小》标题,一方面承认明清两代“经济领域的重心虽仍在南方,但北方经济的不断发展便使得南、北方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之中。”北方在此期间“仍为繁富之区。新疆、蒙古、东北、西藏的繁富亦不减于内地。”进而指出:“南、北方的富力已趋于平衡,若坚持称北方落后于南方,至今仍持此说者,非。”[66](p692-695)如此果断的结论,似乎是要表明经济重心不存在了。

郑学檬关于经济重心南移研究还有一个贡献,即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指出还有负面影响:其一,人口对南方土地的压力和生存环境的恶化,其二,江南的富庶带来了江南重赋时代,其三,造成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31](p24—31)

一般而言,凡是持经济重心南移完成的朝代越晚观点者,自然是对所有前者的批判。例如说,认定完成于南宋,当然也就否定了北宋说以及前此所有判断。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说,则表明了北方经济的曲折发展和起伏。对此,漆侠先生曾指出北方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经历过两起两落:“秦汉是其兴盛时期,至魏晋南北朝而衰落;唐宋再度复兴,此后又趋衰落。”[67](p2)而高原却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的农业依靠勤劳伟大的劳动人民,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不断创造、发展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是向前发展的。[68]大概因此才使一些学者产生分歧。更主要的是,对经济重心形成的标志及原因存在着纷纭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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