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学与求真、求实的关系问题

    ——重读《历史学是什么》有感

    ●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  胡军哲（410005）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中学版）2008年4月上半月刊，引用或转载时请注明出处。
 

    任世江主编在《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8期发表《求真、求实是历史教学的底线》一文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学历史教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求真、求实”的大讨论。我同广大历史教学同行一样非常赞同任老师的观点，我想也没有老师愿意将不真实的历史教给学生。同行们的立论大多是从历史教学中求真求实的操作层面入手，我以为，如果从一更高层次探讨一下历史教学与求真、求实的关系问题，也许会豁然开朗。近来再一次品读了葛剑雄教授的《历史学是什么》（葛剑雄、周筱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一书，收获很大，对这一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同时，我也想为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求真求实做得不太好的同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说说话，特撰此文，供大家参考。葛先生是我十分景仰的学术前辈，本文的写作得益于此书，先在此表示谢意，对先生观点理解有误的地方，祈望谅解。

    一

    要弄清历史教学与求真、求实的关系问题，首先得来回答一下古往今来多少哲人冥思苦想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有没有真实的历史？许慎在《说文解字》里说：“历，过也，传也。”“过”是空间上的移动，“传”则表示时间上的推移。“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即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来记事。可见，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1]。我想，不管是对历史的何种定义，都离不开“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录”（即我们所说的史料）这两个方面。

    显而易见，“历史事实”是客观不变的，是真实的，但它是过去了的人和事，我们都没有亲身经历，因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只可能是通过“历史记录”。尽管我国史家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如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的《史记》更是被后世誉为“实录”。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但很多历史事实牵涉到人们的利益关系，在这个领域里，肯定或否定一个史实，揭示或掩盖一个真相，不仅仅是一个是否符合历史实际的问题，还纠缠着对谁有利、对谁有害的问题。因此，历史记录上的曲笔现象是存在的，特别是官修史书，有的是修改曲笔，有的是曲笔修改。被喻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就对唐朝历史的记录进行了“干预”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葛先生花了很多笔墨论证了被公认的权威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是根据已被房玄龄等人删改过的实录、国史修撰而成。还有，我们所熟知的《四库全书》在修纂过程中，许多书籍收入时，其中不利于清政府的记载都遭到了篡改，甚至面目前非，另外由于抄手的原因，誊抄时也存在不少脱漏、讹误、衍文。从外国历史来看，英国著名史学家古奇在《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一书中，列举了好几个这样的事例：意大利的王公拒绝穆拉托里查阅他们档案的要求，理由是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否定他们领土权力的证据。詹姆斯派的卡特因为在附注中提到一个英国人的瘰疠症由于“僭望王位者”的抚摸而获得痊愈，便被撤消了伦敦市参议会授予的补助金，而他的著作也不让出售。一个老投石党人梅泽雷，由于对路易十四的先人的财政措施作了一些批评，结果被剥夺了养老金。姜诺内为了他的那不勒斯王国史而被流放，后来死于狱中。弗雷雷因为主张法兰克人不属于高卢族，而被投入巴士底狱。由此看来，现在留下的记载“还是历史记录者主观的产物，不可能有纯客观的、全面的历史。”[2]

    既然历史记录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的主观性和选择性，因此，要使历史记录更符合事实本身，我们所说的“历史”就应该和“现实”有一定的时间距离，离记录者、传播者、阅读者都要有一定的时间间隔。如果没有一定的时间间隔，人们所看到的并记录下来的事实不一定就是事实的真相，或者不一定就是事实的最主要方面。[3]这个间隔，一般来说至少是一代人。国外有20或30年后解密档案的制度。事实上，很多历史记录，由于多种原因，即使间隔40年或6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我们也难以澄清历史事实。如，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抗战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料，有些都还难以辨明真伪。

    很多人因此认为，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但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影响，其他人的理解研究同样如此。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家认为历史事实不过是历史学家头脑中的产物，“在历史学家创造历史事实之前，历史事实对于任何历史学家而言都是不存在的”[4]。[①]

    那么，要想通过史料澄清历史事实，就绝非易事！难怪华东师大的张耕华教授发出“澄清真相，谈何容易”[5]的感叹！我想任何人都不敢轻易肯定通过历史文献资料掌握了“证据”或是历史的真相。那些“相信史实真相总是可以说得清的人，是把历史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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