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致从20世纪中期起，近代历史学从其经典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精彩纷呈。那些新的流派、学说、主义、模式，铺陈开来罗列，会把人头弄得很大。归纳起来讲，大的趋势有二：

　　其一，进一步拓展历史学研究的领域。

　　这一趋势起初是从历史学的进一步社会科学化开始的，实即由一个叫新史学的潮流所带动；后来为反对新史学的矫枉过正，又兴起了一股试图回归史学叙事本性的潮流。但两者的实际影响，都是使得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大为拓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有一些史学家因不满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提倡广阔、开拓史学研究领域，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其他分支的合作，强调史学家的解释，重视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即历史学的功能等。这些学者的学术主张被统称为“新史学”。真正使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成为一股潮流的，是法国的年鉴学派。1929年，法国《经济社会史年鉴》杂志创刊，后来人们不仅将其视作年鉴学派、同时也是新史学诞生的标志。但在30年代之前，新史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大致从二战后50年代中期起，新史学开始在西方国家逐渐占据上风，成为史坛的主流。

　　新史学在本体论上把历史学视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而在方法论上，它一方面倡导“问题史学”，即首先提出问题，然后再围绕问题提出假设、确定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则倡导多学科合作，即吸取其他相邻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学被进一步社会科学化了。在20世纪60年代，大致说来，对新史学产生较大影响的有社会学、社会人类学、人口学、计量方法等。如心态史学、数量史学、结构史学、地理史学、历史人类学等等便都是这种总体的或综合的方法论的产物。

　　本书共选了三篇新史学流派的论著：费尔南?布罗代尔的《交换纵横谈》、柯林武德的《剪刀加浆糊》和雅克?勒高夫的《新史学》。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大概算不上典型的新史学流派学者，但他基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客观主义史学的批判，显然反映着新史学的倾向。《剪刀加浆糊》是其代表作《历史的观念》一书第五编第三节中的一篇。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柯林武德批判了实证主义的历史思潮，力图将历史学与哲学联结起来。他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虽然都基于事实，但两者性质大不一样。他指出：“对科学来说，自然永远仅仅是现象”，“但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现象、仅仅是观察的对象，而是要求史学必须看透它并且辨析出其中的思想来”。因此在考察历史的因果关系的时候，关键在于要找出背后的思想因素。所以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题：“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在本书所选的这一篇文字中，他批评仅靠历史论据的编排、连缀来叙述历史事件的传统史学为“剪刀加浆糊”，无论是晚期希腊——罗马世界或中世纪的旧史学，还是近代以来强调对史料严加“科学”考订的兰克学派，都是如此。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udel，1902—1985）是年鉴学派的第二代学者，他在进行跨学科研究和运用社会科学方法，从事“总体史”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闻名遐迩，成为新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新史学批评旧史学只重政治、外交等领域，认为应该重视基层社会，重视基层民众的生活，这个取向，在年鉴学派刊物的标题上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后改名《经济、社会、文明年鉴》）。由于主张拓宽历史叙述的领域，尤其强调社会经济史研究，所以年鉴学派的这一倾向被称为“总体史”。布罗代尔的代表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和《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都是“总体史”的佳作。1976年，布罗代尔应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之邀，前去作了三次学术报告，扼要说明《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的要旨。三场学术报告的讲稿后来以《资本主义的动力》为题译成意大利文，《交换纵横谈》是其中的第二章。

　　年鉴学派前辈们以社会经济为突破口，极大地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领域，后起的一些学者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年鉴派第三代进一步拓展历史学研究领域，向文化心态史转型。心态这一概念涉及范围很广，包括社会意识形态、道德风范、生活态度、政治观念、宗教信仰等，随着文化心态史成为新史学的主流，这些内容都成了史家挥笔驰骋的领域。如法国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出版于1975年的《蒙塔尤：1294—1324奥克西尼的一个山村》一书，就是心态史的一部代表作。本书选编了年鉴派第三代学者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 1924－）《新史学》一文，此文对新史学流派的学术倾向及其主要成就作了简明扼要的归纳。

　　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新史学流派在例如像雅克?勒高夫这样杰出学者的努力下依然生机勃勃之时，学界也开始出现了对其批判性的反思，认为年鉴学派过分强调社会学分析方法和计量方法，强调超越个人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物质经济结构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决定作用，而完全忽略了历史中的人；同时，由于他们对表示上述结构变动的长时段和表示节奏稍慢的历史趋势的中时段之过分强调，从而忽略了表示历史突发事件的短时段。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重新回归叙述的史学：“中心讨论表现出从围绕人的环境到在环境中的人这一变化的迹象；研究的问题则从经济的和人口统计的转变为文化的和情感的；影响的主要来源从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转变为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核心对象从集体转变为个人；历史变化的解释模式从分析社会阶层和单因素的转变为相互联系和多因素的；方法论从集团定量研究转变为个人例子。文字组织从分析性的转变为描述性的。史学家功能的概念化从科学的转变为文学的。” 这一学术倾向被人们称为“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的兴起，虽被视为“叙述史的复兴”，它当然绝非是要回归到前近代的旧史学。据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说法，新文化史所关注的主题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方面：“一、物质文化的研究，如食物、服装等；二、身体、性别研究；三、记忆、语言的社会历史；四、形象的历史；五、政治文化史，这里不是研究政治事件、制度，而是非正式的规则，如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组织政治的方式等。新的主题带来了对新的史料的关注，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被发掘为史料；即使是传统的史料，如官方文件等，也以新的方式来阅读，人们力求寻找它们的措辞方式和表达偏见。” 所以，虽然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的出现，是对过于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倾向——如计量史学等——的反动，它的实际影响，却又使得史学的研究领域大为拓展。

　　本书仅选了一篇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即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中的一节：《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达恩顿从一群18世纪的印刷工人屠猫这样一个事件，揭示当时法国人心态中对猫的种种象征意义，以及屠猫的行为所具有的仪式性和文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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