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导言
　　

　　一

　　当接到浙江大学出版社关于选编《历史学基础文献选读》一书的邀约时，我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件自我折磨的事。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这样的书难编，不管怎样都无法得到所有读者的满意，而是因为所谓“历史学基础文献”，借用一个当今信息科学的词汇，可以说是“海量”的，就是把自己读得晕头转向，也只能涉及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斟酌取舍之难，又在其次了。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这是一个促使自己抽出时间来读一些书，静静思考一些问题的机会。读大学本科时，有一位老师曾对我说：你不能一头埋在书堆里，有时候得抬起头来，想一想。这真是至理名言。可是现在当教授比商人还忙，事情做不完，难得主动地享受这思维的乐趣，于是我将这次编书任务当成了迫使自己“想一想”的动力。

　　要说史学领域里的“好文章”，自然是多得去了，该如何取舍呢？我们必须首先为本书确定一个主题，那就是：能够最为典型地反映史学的演变与进步的文章，才能算是“基础文献”。当然，符合这样要求的文献也不少，在筐里挑花、精而又精的同时，首先应该声明的是：本书所选择的篇目，绝非“基础文献”的标准答案，它们只是选编者的一己之见，一种十分个性化的理解。

    说到史学的演变与进步，就得先来谈一谈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王家范先生说：现在发生的叫新闻，过去发生的叫历史。人类有“过去”，动物也有“过去”。但并不是任何动物的“过去”都可以叫做“历史”的。一些动物可能会有简单的记忆，但那往往只是个体性的，不可能积淀起来，前后传递，从而构成可以为群体所共享的集体经验。但人类不同，人类发明了语言文字，可以用来记录、传播“过去的事情”，局部的、个体的经验就这样变成了群体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在远古时期，会有一群人围着篝火坐下来，听老人讲讲前辈的故事。这些故事，就是原始人类的历史记忆。人类之外，不管多么聪明的动物，例如黑猩猩，大约总不会坐下来听老猩猩讲故事的吧。

　　但远古老人们所讲的这些故事，恐怕还不能称之为“历史学”，那还只是集体的、简单的历史记忆。人类之拥有对过去的记忆，并且通过口耳相传，将其保存下来，是极自然的事，这就是人之所为人。当后来开始有一些聪明人开始思索这些记忆，试图从中归纳出一些经验，以使自己从中受益，我们才可以说：历史学的雏形就此产生了。尽管人们最初对历史的思索还是十分简单、直接、局部性的，根本无法用“研究”这个词去称呼它，总之它已经是比“记忆”本身进了一步。早期的这些聪明人，大多是氏族社会中的巫师。

　　到氏族社会末期，人类的社会制度越来越复杂，国家产生，人们对自身的历史记忆也越来越认真了起来，例如在中国，就出现了史官制度，也就是在国家机构中专门设置一类官员，负责将国家的“记忆”记载下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记什么、如何记的问题。人类的古代史学大约就是这样产生的。这时史官与巫师的区别还不十分明确，他们往往兼任司祭之职。在当时，有能力秉笔书事的，多半也就是这些史官了。

　　再往后，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能断文识字的人越来越多，文化繁荣起来，在官府之外的私学产生，私人也开始拿起笔来记载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历史记忆，这就是在“官史”之外的“私史”，古代人们对历史的记载就更为精彩了，史书的主题也相应丰富了起来。

　　在这个时期，官、私史家们将自己的历史记忆书写下来时，主要目的，或者说当时史书的最重要特征，其实与初期的“讲故事”相去并不太远，用现代学者的话来说，也就是史学的基本功能在于叙述。这一功能贯穿史学演进的所有阶段，至今不坠。史学相比于其他学科的特殊魅力，也在于此。

　　可是即便在远古时期，人类的生活内容也是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复杂多样，而口耳相传所讲的故事必有选择，书写记载的容量更是有限，人们对此不得不做出自己的抉择。起初，特别是由史官所负责记载的，当然是以一个国家最重要人物即君主为中心、以有助于君主治国平天下为目的一些历史记忆为主要内容，这构成了古代史学的基本特性，也就是以政治史为主体。

　　与此同时，古代的史书记载也反映了人们对复杂社会现象的一些思考，某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它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就是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思考，它大概是“历史研究”最早、最自然的一个论题。由于社会现象的极其复杂性，人们其实不可能将所有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都解释清楚。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样处于较粗浅的水平，于是他们常常将自己所无法了解的历史事件的起因，归诸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早期史官与巫师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即源于此。一些古代史家殚精竭虑，思索、追寻人类历史事件中所可能存在的神秘因素，就使得他们的史书卓尔不群，为后世所景仰。

　　自人类秉笔记事时起，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被随之提了出来，那就是那些被记载下来的史事须得是真实可靠的，是真实的故事，否则史书的记载就没有意义了。可是这个看似蛮简单的要求，做起来却不容易。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干了坏事，怕后世名声不好，更怕遭天谴，常常不允许史官记载他们所干的那些坏事。但记载真实的史事是史学的基本要求，于是古代史学——至少在理论上——就对史官们提出了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要求，古人称之为“实录”。在整个古代，这个要求不断被人们所强调，构成了传统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

　　本书所选篇目的第二至第五篇，即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太史公自序》、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约前430至前420）《温泉关战役》、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叙论》与章学诚（1738—1801）《史德》等四篇，属于传统史学的范畴。其中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与希罗多德《温泉关战役》两篇，都反映了这两位分别被称为中西史学之父的历史学家，叙述他们时代最为重要的史事、思索这些史事前因后果的努力。尤其如司马迁，数十年如一日，思索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以不幸遭腐刑之身，忍辱负重，终成《史记》这部旷世巨著。《太史公自序》一文，就是他自己所归纳的著述《史记》的主旨与大纲。古代以前人的政治经验为后世的统治服务，所以称史学为资政之学，代表作自然是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而无它。明人王夫之不仅道尽其中奥妙，更提出“故治之所资，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鉴也”之说，将资政之学推向道德论的高度，此其《读通鉴论?叙论》不得不读的缘由。自直笔、实录之说兴，古人就开始阐发其中奥义。唐人刘知几（661—721）首次提出史学家须兼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三长”之说：史学指史家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即“历史记忆”是否丰富；史才指史家的表述与分析能力；史识的核心，即指史家是否能够尊重史实，秉笔直书。刘氏的史家三长之说被后人称为笃论，影响不小，偏偏清人章学诚还不买账，以为“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进一步提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的见解，本人觉得有意思，所以也将它编进了本书。

　　章学诚也许是对的，“亚圣”孟轲（前372—前289）就曾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这是两位一体的表述，一方面，史学所关注的是历史进程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资政之外，史学的另一功能，更在于利用其所阐发的历史进程的道德意义来扬善抑恶，以使“乱臣贼子惧”。古代中国是如此，西方传统史学也大致如此，史学就这样变成了一种道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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