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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世江:评郭富斌的教学实录
作者:任世江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7-20

 


评郭富斌的教学实录

《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

任世江

 

郭富斌这个名字我耳闻已久,但没读过他的文章。2010年8月,我和他才有了第一次交淡的机会。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有思想,第二是阅读广泛。但这次看到他为《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一课所开列的参考书目(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0年第10期,郭富斌:“在苏联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文后附录),共61种,说实话,其中很多书名我不知道,要我开这样的书单,我至多能写十几种。他是一位非同一般的中学历史教师。他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教学实录,”(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0年第10期。这是郭富斌在上海为历史教师教育学会做的一节公开课的实录)我仔细阅读了两遍,也看了后面的评论文章,感觉要听懂富斌这节课,理解他的教学思路,还需诠释,于是撰文。

抓住历史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

高中新课程的必修课程内容,按照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科技分成三大模块,但不是只有最后一个模块才涉及思想理论问题,有些专题本身就有理论色彩,如:必修l“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必修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高中课程应该重视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包括不同史观的解释,否则从史实到史实,初高中就只有详略的差异,学生并不能从感知历史到理解历史。课程标准必修2专题7“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基本史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个专题的教学教师如果只在补充史实,或方法手段上下工夫,很难引发学生的思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是这个专题的“魂”,用这个“魂”贯穿这个专题,苏联经济建设的道路选择就解释清楚了,否则就是一堆史实,到学生那里就是死记硬背。富斌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把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比喻为“一场悲壮的实验”,实验又分成三次:“第一次:追随理想的实验——按马克思设想进行的实验;第二次:面对现实的实验——列宁从国情出发进行的实验;第三次:回归理想的实验——斯大林模式建立的实验”。前后两次都用“理想”描述,这个理想是那时社会主义革命者的理想吗?是。那么,它来源于何处?富斌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取了马克思构想的未来社会最关键的两条:一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应具备的特征是“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取消商品经济和货币”。在此基础上他归纳出一个公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就是这个。富斌用这个公式比较资本主义,用三大“特征”解释了长久以来判断两种社会的基本标准,也就是姓“资”和姓“社”的区别。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特征,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资本主义通过市场调节经济、组织生产,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避免竞争;资本主义按资本分配,社会主义按劳动分配。他特别强调:“掌握这个区别至关重要,社会主义的分分合合,起起伏伏都和对这样概念的理解密切相关。”这是点题之语。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既然冠名“战时”,为什么战后还要实行?富斌解释:因为在这个政策中,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构想的因素全都有了,所以俄国共产党人就想:我只要把这一政策坚持下去,社会主义就会在俄国建成。为什么斯大林抛弃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是这个构想,富斌用斯大林的一段话作注解:“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弃(让它见鬼去)”。在斯大林和大部分领导人的头脑里,新经济政策不是搞社会主义,那个理想才是他们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也是这样吗?从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党内几乎没有公开反对者,因为理想的蓝图就是这样。只是苏中两国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不一样,苏联一股道走到黑,垮台了;中国改辙更张,将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将计划经济改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富的分配也不再坚守单一的按劳分配。如此,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样解释又出现一个问题,当初年轻的马克思构思的理想是不是错了呢?如果只选择马克思构想的社会主义特征,听者肯定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别忘了,马克思构想中的社会主义有个极其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富斌的这个选择很重要,目前我国理论界也非常重视这一条件。过去说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上建立了社会主义,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就不被重视了,现在看来不行。割断了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的构想就变成了乌托邦。实际上,理想被超前实验了,按照富斌的话“实验是从书本开始的”,因此苏维埃政权出现了严重危机。列宁似乎意识到了马克思强调的前提条件。富斌展示了列宁的一段话:俄国“至今还没有摆脱半亚细亚的不文明状态”,“我们还要进行多少顽强繁重的工作,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那么,出路在哪里?只有退回去。“面对现实的实验”就是退回去。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马克思的设想,连商品和货币都取消了,实践表明这样不行,因此列宁提出“必须退回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政权在握,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实际出发,新经济政策应运而生。经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之后,邓小平也领悟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所在,因此他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

然而,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尽管新经济政策得到农民的拥护,“苏维埃政权,你干得多么出色!”富斌选择的“伊里奇之灯”这段材料太典型了,不仅反映了农民的心声,也同苏共高层领导的认识形成对照。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只有一个坚定的支持者——布哈林。为什么其他人反对、沉默?还是源于理想,源于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伊里奇之灯”能照亮农民,但不能照亮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这样搞是对十月革命的背叛,是复辟资本主义。读到此处,我不禁想起“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句话,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的不理解,同苏共那些老布尔什维克何其相似。他们对理想的执著让人肃然起敬,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更彰显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于是,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回归到理论的起点:回归“理想”的实验,顺理成章。富斌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设计这节课,解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产生和坚持,解释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变化,解释新经济政策到斯大林模式的出现,无疑是抓住了历史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

斯大林模式的特点是什么

富斌这节课用了100分钟,是两节课的内容。他讲的“回归‘理想’的实验”,内容涉及斯大林模式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征和成就,弊端穿插其间。按常规这应另成一节课,因岳麓版教科书将战时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编成一课,所以他一气呵成。人教版、人民版、岳麓版三种教科书对斯大林模式的表述不完全一样,但都没有将高速度、双轨制、阶级斗争视为特征。富斌是在“用教材教”。他没有囿于教材的解说,而是发挥了自己的独立思考。

“用教材”与“教教材”的区别首先在于对课程内容的处理。所谓“教教材”是仅仅围绕教材内容展开,补充史实也只是为说明教材的结论或逻辑。“用教材”是在研究历史事实本身的前提下,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确定教学目标和内容,对教材内容有取有舍、有详有略;在吸纳学术成果和自己思考的基础上,为教学内容加个“魂”,也可以比喻为“筋”,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史实,在理解的层次上进行思考,从而提高思维素质,养成历史的思维习惯。当然,“用教材”也不是要求完全改变教材内容,完全抛弃教材,这是另外的问题,在此不赘。郭富斌的这节课是一种有别于教材内容的全新设计。

斯大林模式是一条道路,也有一套理论,过去曾有斯大林主义之说。斯大林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手段在马克思的理论里是空白,大部分也是列宁没有想到的。斯大林不愿意坚守和继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换言之,他拒绝退回去。他要继续探索,他有他的办法。富斌说:“斯大林探索的途径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二农业集体化,第三阶级斗争尖锐化。非常简单的三句话,但有着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所有照搬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按照这样的方式搞社会主义。而且,按照这样途径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一定符合那三个特征: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这番话是这节课下半部分内容的点题之语,最后一句还是前面强调的社会主义基本点,前面总结的三点概括了斯大林模式的主要特征。其中,大搞阶级斗争是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手段和保证。对斯大林模式残酷的一面,岳麓版没有文字描述;人教版只说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富农、富裕农民被镇压、关入集中营或驱赶到边远地区;人民版说出现强迫命令现象,出现了“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口号,随着集体化运动的高涨,苏联开始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斗争。三种教材都没有将大搞阶级斗争提升为斯大林模式的特点,那么,富斌的提法能成立吗?这个特点有足够的史实证明,斯大林时期党内党外的斗争一个接一个,手段极端而又残酷,无须一一列举。这是富斌教学创新的又一个亮点。

受以前我国史学界的影响,一般教学讲优先发展重工业,大都从“一五”“二五”计划说起,然后说成就,突出社会主义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办大事的特点,结论当然应该充分肯定斯大林模式的成功,于是就有了为二战胜利打下基础,并在战争时期发挥积极作用之说。富斌跳出了这个定式,他首先解决的问题是,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理由是什么。优先发展重工业被斯大林解释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富斌进一步用事实说明在发展重工业中又以军事工业为先导,“先要飞机大炮,后要胶鞋面包”。斯大林为这一政策的解释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战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必须优先加强国防。这也是斯大林与布哈林辩论的主要观点。这个观点有事实依据,也有假想成分。世界上只有苏联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周围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未必都是敌人。斯大林占领了政治制高点,打败了布哈林。他的观点也压倒了经济规律,高速度是政治理由派生出来的。“高速度为灵魂”是富斌为斯大林模式总结的一个子特点,他选的材料十分典型。斯大林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要么生,要么死,这样绝对,还有什么理由能反对高速度呢?优先发展重工业、以高速度为灵魂、以国家计划为指令,这三个特点是斯大林设计、创造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富斌的归纳有道理。接下来讲的农业集体化是为这条发展道路服务的,在贯彻中遇到的矛盾,则被人为地说成是阶级斗争: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

富斌在阐述斯大林模式的特征时,将弊端穿插其中。他不是概念性地说弊端,而是摆史实和数据,他像摄影师一样,一会儿把镜头拉近,一会儿把镜头放远,或由远及近,或由近及远,最后的定格往往引人深思。比如讲高速度,采取由远及近的手法:斯大林的目标是赶超美国,“莫斯科不睡觉!克里姆林宫不睡觉!中央领导人不睡觉!斯大林不睡觉!”大家怎么办?——搞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一小时义务劳动,搞各种各样的突击队:青年突击队、妇女突击队。当时最流行的词是什么——提前!什么都要提前……到赫鲁晓夫时代,提出了一个口号——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他还同尼克松打赌,赌的是看后代会生活在什么制度下。结局:赫鲁晓夫的外孙女现在美国生活,在一所大学任教。这个讲述过程很生动,一个接一个的细节,时空漫漫拉近,最后到现在。给听者的印象深刻:高速度作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特征在斯大林死后仍然存在;最后的画面让人感叹唏嘘。

本课的收尾富斌采用由近及远的手法:很多人都说,普京是对斯大林有深厚感情的领导人,而他在苏联解体很多年后说:俄罗斯现在的很多问题不是转轨本身直接带来的,而是在还债,全部为斯大林模式所有的做法、行为付出代价。他还预言,这个代价不是短时间可以结束的,还要延续一段时间。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当年一些到过苏联的进步人士都有所观察。泰戈尔判断:“这种疗法不能持久。”罗曼·罗兰的困惑:两个不吻合的斯大林。纪德的结论:苏联是“生虫的红苹果”。最后富斌用柯林伍德的话:“我们可能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忘了当初之所以出发的目的。”从而引申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人的解放。他在告诉听众:马克思构想的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从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到苏联解体,我之所以称之为“一场悲壮的实验”,归根结底是苏共领导人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点。

学习世界史的目的是什么

在中学历史课程内容中,世界史的比重不算小。那么,为什么要学习外国的历史呢?《课程标准》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中规定: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解世界的多元文化,形成开放的世界意识。达成这样的目标,有很多空白需要研究。比如“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这个专题的教学内容不应侧重革命的过程和宪法的制定,假如一次革命就能够建立代议制,为什么辛亥革命、国民革命都没有在中国建立起代议制度?我们知道,在我们的历史中君主专制、官本位的根基太深,个人权利太少,没有民主的基因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任何一种民主制度。英国为什么能率先建立代议制度?它就是有这个传统。900年代盎格鲁一撒克逊时期的贤人会议就有选举和废黜国王、参与国家税收和分封决策的职权。后来的诺曼王朝将贤人会议改造成大会议。1215年的《大宪章》宣布国王不可擅自征税,征税须得到大议会的同意;成立由25名贵族组成的常设委员会监督国王和大臣的行为;不得随意没收自由人的财产、随意拘留自由人,等等。1258年的《牛津条例》和次年颁布的《威斯敏斯特法令》再次强调了会议权力,和保护贵族和市民权益的原则。1265年市民代表首次加入会议。在1640年以前,对抗王权、拒绝征税、干涉王位继承的事屡屡发生。《权利法案》是历史传统的产物,君主立宪制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理解英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确立,就不能不追述它的历史渊源。只有将英国代议制的基因讲清楚,学生才能逐渐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

郭富斌在这节课中探讨了斯大林模式的历史文化传统。他自述这节课备课的主题就是“寻找苏联盛衰的DNA”(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0年第10期,郭富斌:“在苏联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了什么”)。实录开篇不久就交代了“民族文化的因素”,上溯到罗斯洗礼。仅就他的思路,我是赞同的。学生对外国史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讲述近现代任何一个外国的历史,介绍它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特征,对于他们真正理解这个国家是+分必要的。但这很难,对教师要求很高,而且,目前初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课程内容的设计在这方面都有明显的欠缺。富斌有这样的意识,并应用于课堂教学之中,他无疑属于佼佼者。

实现课程目标的要求不那么容易,而现行课程目标还不应是学习世界史的唯一目的。研究世界史的中青年史学家有个说法:研究世界史是为求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学历史教育中世界史教学的目标,是较高层次的目标。教育部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中提出,高中课程要增强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因此,学习世界史时联系中国,应该得到鼓励,问题在于如何把握这种联系的可比性和史实依据。

在20世纪的100年中,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日本在前50年影响中国,日本侵略造成的后果显而易见。西方国家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较大,但对广大民众的影响有限。苏联则不同,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贯穿近百年。它直接支持过中国革命,国共两党都是受益者。后来新中国建设走的路子是斯大林模式,政治制度也学苏联。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渐摆脱了苏联的影响。在苏联现代史的教学中,教师联系中国,有感而发,是对历史的思考,由此引导学生,使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对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思维走向成熟,是大有裨益的。

富斌在这节课中有两处联系中国的议论。一是在评论新经济政策时说:“列宁找到了一条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什么道路?就是不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借助资本主义的一些因素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大突破、重大发展。它否定了一个公式: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最后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实践中集大成——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样的联系不仅是恰当的,而且为相关课程内容打下基础。

我在和他交谈中,知道他有个独特的教学思路,就是不恪守教材编排的课时,有些课只用10分钟,例如“新潮冲击下的社会生活”(岳麓版一节课),他就讲两句话:中西合璧,文明开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岳麓版一节课)他用两节课。有张有弛,收放有度,灵活掌握。在这课中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点,此处又联系邓小平的贡献,我想,学生再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就不用很多时间了,有15分钟足矣。

死守教材课时是“教教材”的一种表现。现在流行的三种高中历史教科书,课时编排和课程内容的选择都不一样,教师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安排和选择呢?

富斌的另一处议论在高速度这个环节。说完斯大林时期的高速度,他把话题引到现在:“苏联在一五、二五期间发展速度平均是13%。大家知道,中国今天的发展非常快,我们有一个速度概念叫‘保八’!保8%就可以带来这样大的发展。今天热炒的一个话题是中国超越日本,GDP居世界第二。苏联当初是13%,比我们现在还高了5个百分点,大家就知道苏联是怎样的发展速度了。”后面他用一个简单的表格说明苏联两个五年计划的成就,证明苏联确实创造了工业化的奇迹。但紧接着提出矛盾:骄人的成绩,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耐人寻味。

在这里他联系了现实中国追求的GDP增长,对比苏联当年的高速度,目的达到了,但疑问也随之产生:高速度到底好不好?可不可以这样联系?实际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盲目追求高速度的现象一直存在。近年来追求GDP的连续增长,经济学界早有人质疑,经济泡沫似乎越来越明显。对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略有了解的人听课,会感觉这里的联系有批评之意,反之的效果呢?更重要的是学生明白不明白?站在学生的角度评论这节课,我们有很多问题可以讨论。

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考量

新课程宣扬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教师人人都知道,但做起来却各有各的理解,并非都真的如此。在我看来,教学内容,即“教什么”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教师在设计课程内容时,能不能以学生的认知水平为起点,首先考量了教师的教学观念问题。现在史学研究的课题越来越细,乃至于很多学术论文我们都看不懂、看不进去。为什么?因为离我们的知识储备太远,中学历史教师的认知水平在通史的层面上,在中学历史课程的范围内,而有些学术研究已经让我们感到很陌生,细化到我们不知问题的所在。学生也是这样,一节课的信息量要以学生已有知识为起点,新的信息应集中而不要太分散,追求循序渐进,不求一步到位。假如课程内容距学生太远,可能会造成云山雾罩的感觉;给的信息太多,可能会检了芝麻、丢了西瓜。

郭富斌在这节课的开始阶段就追述斯大林模式的民族文化基因,从罗斯洗礼跳跃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的是说明俄罗斯人自古就怀有的称雄世界的心理。但学生不知道俄罗斯的古代史,现在的初中课程从农奴制改革讲起,彼得一世改革都没有了。学生从其他渠道很难得到俄罗斯古代历史的信息。那么,开课不久先追寻斯大林模式的DNA,学生能接受吗?能明白吗?既使学生的历史思维水平很高,这个话题也应该放在后面,这是深入了解斯大林模式及其影响后产生的问题,而且也不是一两个史实可以证明的问题。另外,苏联把《国际歌》作为国歌,与俄罗斯的民族文化因素,大概还是两回事。我们不能否认民族文化的因素,但也不能低估社会主义革命者的理想作用。张建华在《激荡百年的俄罗斯》一书中总结的五点因素,其中第五点也值得重视(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0年第10期,郭富斌“在苏联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了什么”)。重视历史文化因素没错,但要看接受的对象,对高中生谈这个问题似乎太早了。实际上剪裁“民族文化的因素”,本课同样很精彩,而且信息集中。

斯大林拒绝通常的工业化道路,为优先发展重工业阐述的理由是否成立?富斌没有探讨,于是“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似乎成立。但他在“在苏联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了什么”一文中,根据齐世荣先生《近代世界九强的崛起》一书梳理了一份大事年表:1920年,协约国解除了对苏俄的封锁;1921年英苏贸易协定签订;协约国邀请苏联出席热亚那会议,苏德签订《拉巴洛条约》;1924~1925年,国际社会出现在法律上承认苏联的高潮。由此,列宁作出判断:苏俄与先进国家完全隔离的状态已经打破,苏联的经济潜力和市场会使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文章紧接着引用材料具体说明了在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得到的美国援助。以此推论,“苏联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就是危言耸听。以学生的角度,斯大林的这个观点教师不作分析,没有提出问题,这个信息就被接受了。但郭老师是有想法的,只是没有在课堂上说出来。与其在民族文化因素上深入探讨,不如在斯大林模式建立的理由上引导学生思考。我国何尝不是如此?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曾宣传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看起来是个笑话,当初我们的报纸真这样说的。这样的思维惯性现在还有市场。

“计划经济”在这节课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富斌不经意地给出了一个错误信息。他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把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通过新政给否决了。罗斯福新政实行计划经济,这样的理解流传已久,但这是一厢情愿的解释。西方国家实行的政府干预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础是公有制,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并不改变私人所有制,有时政府以收购股权的方式干预企业,但只要危机度过,政府就及时抛售股权。再有,计划经济把人看做是劳动者,市场经济把人视为追求自我利益的经济人,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计划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点,不能脱离这个理论体系进行解释。我国的世界史教学深受苏联的影响,革命史观在世界史教学中同样根深蒂固。

富斌在这节课中表现出来的史学功底不仅是他的言说,材料的选择也颇见功力。每个材料既短小、典型,信息又明确、易懂,适于课堂教学使用,但问题的设计似乎考虑不多。所谓课堂中的师生互动,主要在于教师设计的问题能否引发学生的思维兴趣。这也是很见教师功力的。中学教师教学的智慧往往也体现在问题的设计之中。这也是一般大学教师难以胜任中学教学的原因。

历史教师教育学会做了一件好事。像郭富斌这样的老师做公开课,我想受益的主要不是学生,而是参加会议的教师。这节课更应该作为教师培训的资源。这样的课首先要讨论他对课程内容的设计,这是理解教学创新的第一步。基于对课程内容理解才能在相同水平上讨论问题。教师的专业素质提高了,教育理念的运用才会出现实实在在的效果。这节课可以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看富斌的文章,他也有遗憾,比如略去了对苏联强化斯大林模式三大文献的解读,还有他的许多思考。那么,对高中学生,对上海、西安的学生,对农村、边远地区的学生,对高一和文科班的学生,教学究竟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教师和学生不仅学科素养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年龄的差异也导致理解问题的不同。有学问的老师讲出来的话学生不见得都能接受。理解历史需要经验,教师的职责主要就是通过学习弥补他们经验的不足。这里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利用好一个有价值的案例,使更多的教师受益,是教学研究难得的机会。

【作者简介】任世江,男,1950的年生,天津人,编审,《历史教学》杂志主编,天津,300051。

——《历史教学》2010年第12期第3~8,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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