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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龙:中体西用的彷徨
作者:赵文龙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2-22

 

 

读史札记 ·  中体西用的彷徨


赵文龙

北京市十一学校


“中体西用”是晚清时期很时髦的思想主张,当时很多人都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以示“与时俱进”。先是十九世纪六十年年代冯桂芬“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倡导于前,后是七十年代王韬薛福成等人提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于后。等到90年代“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新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他在维新变法之前出版的《劝学篇》系统地对中体西用学说进行了阐释,以致很多对中体西用之说了解不深的人误以为南皮是始作俑者。殊不知在张之前,即使在19世纪90年代,无论是著有《盛世危言》为外国经商的买办郑观应,抑或是办《万国公报》的沈寿康,还是朝中支持变革的大臣孙家鼐等都在不同场合中谈及此观点。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在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晚清,很多人都把中体西用当做医治中国沉疴或者防止中国过分西化的灵丹妙药,中体西用之说遂风靡中国成为显学矣。

    
不难看出,中体西用之说的流行,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危机加深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冲突的不断加深的产物。自鸦片战争以降,西学假坚船利炮之虎威破门而入。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时的平和甚至有些卑微的态势大相径庭,炮舰给中国带来的屈辱,使中国人对随之而来的西学也少了一些平和,多了一些敌视。对外战争的失败使我们很多人往往以情绪化的态度看待西方的洋人和洋人们的学问,这样的非理性在近代那些坚守传统优越难以抛弃天朝上国心态的人们心中表现尤其突出,在不同历史场景以不同的风景常常展现。

 

当然也有在灾难面前稍微冷静做些理性思考的人们,只是很少且不被大家所承认,他们承认那些昔日被视为蛮夷的洋人,实际上有很多地方长于自己,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也就由此萌发。而这样的理智与举国同仇敌忾的氛围很不和谐。林则徐魏源这些在今人看来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或者第二人,对当事人来说恐怕只能是世人的误解和苦涩的回忆,发配新疆的林则徐和杭州落发为僧的魏源怎么也不会想到身前的苦难换得后人如此高的评价。

 

在当时举国沉沉之时,这样的师夷长技很显然只能将西夷的先进,看做暂时可以用来以毒攻毒的御敌之策,是过去圣人不屑的奇技淫巧,今天暂时学来制敌。这样的主张虽没有了天朝上国的无端骄慢,但是依然透着对西方的一种敌意和小觑,平等恐怕是谈不到的。即使伟大如林则徐者,在后来新疆遇赦病退回乡之后,还因为外国人入福州城之时而愤怒发动当地士绅群起攻之,最后使当时的福建巡抚徐继畲妥协了事。由此可见,这个时期的林魏等人的主张再怎么评价也不曾跃出中体西用的窠臼,因其不曾明说此类概念,只能算作中体西用的序曲罢了。


倘若道光年间鸦片战争之后,林魏的登高一呼引来应者云集,则中国的命运断不能如今日所见的历史那样每况愈下。历史学家蒋廷黻先生就曾喟叹说是中国白白丢失了二十年宝贵的时光。到苦命天子咸丰执政,内有洪杨之乱起于南国,外有英法之役迫于京津,懂得孝顺谋取帝位的皇帝却没有良策攘外安内,只得借美酒妇人自娱,坐视局势糜烂,英法联军逼近京畿,他只好木兰秋狝热河避难,最后在承德龙驭上宾一命呜呼。后来在危机化解之中,北方顶缸的奕䜣和南方正在粘平内乱的书生曾国藩和他的弟子李鸿章等人对社会变局和西学的认识更加深刻。昔日的仁义道德难解今日内外交困的危局,《北京条约》签订,洋人撤兵,表面的乱象将去实际却蕴含着更大的危机。不请自来的洋人与内在困兽犹斗的 “发贼”都是朝廷的心病,长久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洋务也许是一种现实之策。

 

于是曾左李张等地方大员办工厂造枪炮东南半壁江山工厂矿山铁路不断出现,同光新政改革成果世人瞩目,用大清裱糊匠李鸿章的话说,居然也成个样子了。但仔细想想洋务遽兴,其背后的指导思想是什么!稍识洋务史的人尽知“自强”“求富”之下的“师夷长技”其目的不过是“剿发捻勤远略”而已,仍不过是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这不是中体西用是什么?


当然洋务早期,对中体西用思想的论述多是以“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等术语出现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重道轻器,重义轻利,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是最重要的!做人没本事可以,没道德就完蛋了,德才不能得兼的情况下德为首要。理学大佬们正是熟知这些,所以在中外冲突加剧的近代,首先祭起维护传统道德的大旗,对外来的一切采取抵制作用恰恰迎合了军事失败给国人造成自卑心理。这样即使看到传统弊端的人也不敢全面否定传统,只能将西洋的文明视为器视为形而下的东西。

 

反洋务的人所抓住此点,于是洋务派只能以退为进,将道形而上等作为中国的根本,而将西洋文明作为器作为形而下加以利用。实际上,无论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还是后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目的是没有多少差异的,主要是不是能够学习西方,也就是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重点在于西学为用。一旦西学真的为用,认真去做了,中学是否为体也就不重要或者不好说了。因为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和逻辑,中学何以是体,西学何以是用,两种平等的文化各有独立的生存特征和环境,各有各自的体用,一旦相遇交融,可能有主次之分,但无体用之别,形成的新文化往往融汇中西的,怎么去分体用?但这个命题的提出,却赢得各色人等的赞同,原因者何?该命题进退自如,中体西用既可以对付极端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应对文化的激进主义者。因为在时代的潮流面前不变是不可能的不对的,保守主义者出于卫道的拒绝变化,而中体西用也是用来卫道的,手段不同。激进主义者是主张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而中体西用者也是学习西方的,全盘西化也是不现实的。应该说在两种极端的做法之中,中体西用是一种稳健的做法。


然而,中体西用本身却隐含着致命的弱点,这样的命题从一开始提出就蕴含着矛盾和混乱。中学怎么是体,西学何以为用?谁规定或者如何论证中学为“道”为“形而上”,西学真的为“器”为“形而下”?这样的论点本身就有些武断,与现实也不相符合。在洋务运动实践没有多久,很多人就感到了其内在的矛盾,早期维新派对洋务的批评就不说了,就连淮军将领后来官拜督抚的张树声死前给朝廷的临终遗言就能说明问题。


“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进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死于1884年的张树声感到了践行“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自身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他的言论代表了哪一代人对中体西用论的内在困惑。文化的深入交往自然会引发文化的冲突,这样的冲突之中的困惑也是必然。到九十年代,主张维新的严复和谭嗣同等人对中体西用的批判更加猛烈,特别是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对中体西用的偏颇有更为清醒的论述。


为说明问题,不惮再做一次文抄公。其论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也,斯其文之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焉望言之而可行乎?其曰政本而艺末也,滋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其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


赘引如此长的文字,无非是想说明。在严复眼中,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很难用中体西用观之,尤其是西洋文化自身是一个整体不应割裂地区看待。中体西用论者,说白了就是将中国的传统看做了本体将西方文化看做了枝末。这样的爱国很符合狭隘的民族主义理想。问题是我们的传统是什么,那些可以继承,那些又是可以抛弃,看过朱维铮先生《音调未定的传统》一书的人也就明白,所谓传统从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融合各种文化不断变动的结果。如此,中学既不为体,西学亦非仅为用,古今中外,拿来主义批判吸收各种文化为我所用大概是最好的办法。否则,株守于中体西用的篱藩,搞洋务运动般的“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得到的只能是甲午战争的惨败。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晚清政府的倒台,中体西用论基本上也不如晚清时期那样热闹。但在任何国门开放的年代,面对着东西方文化的交融,身处其中的人们,对传统、对西学,对历史、对文化,取什么,舍什么,扬弃什么,继承什么?吸收什么,拒绝什么?中体西用论者们的彷徨和纠结,谁又说只是哪一代人的心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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