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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龙:神灵不断丧失的地盘
作者:赵文龙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10-13

 


读史札记:神灵不断丧失的地盘

(宗教与科学的博弈及其他)

赵文龙

北京十一学校


科学未萌之时,人们对世界认识有限,解释不清的事情很多。最后的解释权属于谁,上帝或其他神灵。直到现在,但凡超出常识或者人们难以理解的事情,西方人会惊奇地感叹“MY GOD!”,我们则说“神了!”由此可见,科学昌明的今日,神灵并不曾从人们头脑中完全消失,依然在人们头脑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不过,历史地看,随着科学的发展,神灵在人们思想中的地盘是不断丧失的。

远古时期,在人匍匐于自然的情况下,人们难以理解自然与社会的种种现象,神灵可谓无处不在,巫术便大行其道,而巫师或者祭祀—那些能够与神灵相通的人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在社会中往往处于十分崇高地位。那个时期,神灵是世界最高的统治,连世俗的国王都得跪拜在他的脚下。这个时期的神灵不仅是世界的统治者,还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也是这个世界一切不可思议的现象最终创造者和解释者!

无所不在的神灵世界开始发生动摇实际上是因为人的苏醒。人以自己的眼光和智慧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灵的核心地位就开始动摇了。有句俗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我倒以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苦恼。因为人的思考力和判断力其目的不是顺从上帝的权威,而是要摆脱上帝的控制以独立的姿态傲立于这个世界。这样的独立,对于盲从,对于迷信,对于注重信仰,无疑是严重的挑战。而这样的挑战,一步一步地摧毁了宗教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伴随着科学大踏步地前进,信仰的天空不断的坍塌,神灵所控制的思想的地盘不断丧失。

远的不说吧,自文艺复兴直到今日,伴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看到了上帝不断丢失的地盘。

哥白尼《天体运行论》发表之后,地心说没落了,星空的世界也不再是上帝的地盘,天文学中上帝的身影逐渐消失了。尽管哥白尼小心翼翼地将这枚炸弹引爆于身后,但是其威力却是巨大的,从此世界上多了许多观察天体探究星空奥秘的科学家,少了一些对神学笃信不疑的宗教信徒。虽然直到现在人们对宇宙的起源,星空的奥秘不能尽知皆晓,但是没有多少人相信那无垠的宇宙只是上帝的产物,宇宙从此成为人们科学探索的研究对象。哥白尼临终发表的这篇著作,把上帝从天文学领域赶走了。

当天文学领域难寻上帝的身影的时候,在自然界上帝的威力也逐渐减少,天主教经院哲学中不少观念受到了近代观察和实验的挑战,建立在严密逻辑基础之上的科学将上帝从自然界领域驱逐。先是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推翻了教会所信奉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两千年流传下来的理论被实验证伪的同时,我们看到了教会在科学中的地位开始动摇。建立在观察实验之上的科学开始起步,一切的理论都可以用实验甚至用数学的公式来推演,到牛顿1687年划时代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原来神秘的自然界都变得可以解释,甚至可以预见,难怪英国诗人蒲波赞叹道,“自然界的一切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光明”,当科学的光辉照亮宗教的幽暗之时,很显然在自然界上帝也变得没有什么权威了,自然界的一切解释者不再是上帝而是牛顿的物理或者什么其他科学。

到19世纪,当科学的发展将天上地下的秘密逐渐解开之时,宗教依然可以宣称,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人为的结果,而人是上帝创造这样的千年不变的理论依然是人们的信条。只是伴随着达尔文的科学考察之旅行的结束《物种起源》的公开发表,生物学中上帝也难以立足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用进废退等理论的出现,颠覆了宗教在生物领域存在的基础。

20世纪初期,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终于宣称,上帝死了。这个人就是被后世称之为疯子尼采。

尽管与科学的博弈之中,宗教已经丧失了对各门科学的控制,但是上帝的地盘就真的丧失殆尽了吗?近代以来,科学登堂入室,如入无人之境,似乎天下的万物都能通过科学都能解释。实际上果真如此吗?

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否定了教会所赞成的地心说,但哥白尼却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伽利略虽反对地心说而受到教会的审判,但伽利略依然心中对上帝十分敬畏,牛顿研究一辈子的科学最后没有弄懂第一推动力而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推动,即使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将上帝造人的学说放在了十分尴尬的位置,但是他们也从未有公开否定上帝的存在。对于宗教,这些科学家最多可以算做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当科学将万能的上帝从权威的宝座上赶走之时,已经在人们心目中坐上宝座的科学却不得不承认,世间的事情,真有是科学目前不能解决的,既然没有万能的上帝,自然也不能有万能的科学,人们总不应该是打倒一种权威的目的就是建立一种新的权威吧。既然万能的上帝都不是万能的,那么科学也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万能的。

而在科学所不能解释的地方,宗教往往会趁虚而入。

如此,上帝真的死了吗?未必,诚如蒲波所言,尽管世界因牛顿的降生而变得一片光明,但是蒲波说,牛顿怎么来到世间,谁说的,上帝。在科学的殿堂之中,上帝望着忙忙碌碌的人们,笑了,你们真的能将人世间的事情都弄明白吗?

如果没有,那么上帝就在哪里等着你呢。科学与宗教博弈几个世纪之后,科学无处不在,似乎压倒了上帝。但是当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人生的意义,想一想科学所不曾解释的问题,想想世界中大至宏观宇宙,小至毫尘微粒,科学真的解决了所有问题。真的如此?

只要我们这个世界还存在着解释不清的为什么,上帝就不曾走远。但我们更应该相信,在未知已知的世界,人应该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即便是“宇宙创造过程中,上帝没有位置,没有必要借助上帝来为宇宙按下启动键。”霍金教授前不久如是说。


一、伽利略(1564—1642)

不同重量物体下落的速度是不一样的,摆经过短弧要比长弧快些。这些由古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所做的结论,写进书里,成为知识,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或者教士之口,流传了两千多年间,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因装修工人的不慎,比萨大教堂里的吊灯摆动了。灯的来回摆动惊动了灯底下的伽利略,他敏锐的眼光观察着,用脉搏计算着灯摆动的时间,他惊奇地发现灯摆动的时间不管弧长还是弧短,摆的时间是一样的。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在伽利略的头脑中开始动摇,真的是这样的吗?伽利略问亚里士多德的同时也问自己的发现,答案只有用试验验证。于是,五花八门的球被各种各样的绳子吊起来,不断的摆动,不断的记录,不断的分析研究,伽利略的疑问和亚里士多德的结论都消失了,伽利略自己的结论是“决定摆动周期的,是绳子的长度,和它末端的物体重量没有关系。相同长度的摆绳,振动的周期是一样的。”

一个新的结论摆的运动规律被写进了教科书,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被修正了。运用观察实验计算逻辑推理等方法,很多前人的说法被伽利略修正,新的学说不断产生,近代科学逐步建立。而这些新的学说,与经验哲学家和神学家所信奉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托勒密的学说冲突着矛盾着。后者既被人们普遍的认为是流行的常识,又同时被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所垄断成为维护其统治的工具,近代科学的成长需要突破那层沉重的外壳。

这外壳不仅是偏见,还有与权势结合的霸道和傲慢!前者的突破容易,用科学的观察与实验就可以证明。但是面对后者,面对着权势和统治秩序的不可动摇,面对着被迫依附于政治和神权的科学(应该说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做了他们那个时代该做的事情,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理性来解释这个世界,尽管许多结论被后来者所推翻,但是他们并没有以科学的拥有者而自居,霸道地打击排斥其他学说,在理性的世界里,从没有永恒的真理,也没有以永恒的真理而固步自封的人,所以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推动人们不断前进的永恒动力。就凭这句话,亚里士多德足以成为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不幸的是后来那些不孝的子孙们,将古希腊的科学推到了神学的地位,这当然无损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伟大),冲破它往往需要血的代价。

不是吗,在教会和神学的世界里,不需要证明,不需要实验,不需要怀疑和论证,甚至不需要人的智慧。这里只需要的是信仰,尊重和对权威的顶礼膜拜,需要一种对秩序的遵循,而这是维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家和神学家们统治世界的不法二门。科学只是仆人,政治的奴仆,不需要站直的独立思考的人。

伽利略所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世界,他不是不知道,那些与教会做对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下场:1327年,意大利的天文学家采科达斯科里仅仅因为说出地球的另一半也居住人类就被教会烧死,原因就是因为与圣经的说法冲突。而哥白尼也只是在临终前才敢发表《天体运行论》,这本书一问世就被教会定为禁书。1600年2月17日,教会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燃起的罪恶之火吞噬了一位真理坚持者的宝贵生命。然而他也知道,理性的闸门一旦开启,奔涌的洪流就不可阻挡,良知让我们勇敢无畏的追求真理,即使在权威的压迫面前,我们被迫沉默,但是对真理的追求同葵花向阳一样,不可改变。伽利略他表面可以屈服于教会的禁令不去传播哥白尼的学说,但内心对真理的追求不可阻挡,我们的一切都可以放到阳光下,让世人去判断,凭借自己每个人高贵的理性和良知去思考,去评判。1632年2月,《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发表,伽利略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充分的论据证实哥白尼日心说的正确,这个对话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使人们明白,真理面前没有什么权威,只有理性,即使他是上帝也必须为自己的存在于否做出辩护。这样的著作在蛮横的教会的眼中是什么,洪水猛兽,这样的科学家在专断独裁的卫道士眼里是什么,牛鬼蛇神。1632年8月,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宣布《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为禁书,10月,伽利略被迫到罗马接受审判。伽利略抱病来到罗马,在淫威面前被迫忏悔,科学研究被中断,1642年1月8日,伽利略去世,晚景凄凉。科学在一个非民主的强权社会之中,难以得到应有的起码的尊重。就在这一年,英国正在为民主制度的确立,为权威的破灭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开始了流血的内战。

伽利略说, “真理不在蒙满灰尘的权威著作中,而是在宇宙、自然界这部伟大的无字书中。” 在对这部伟大的无字书探索过程中,伽利略把我们带进了科学的世界,引领我们用自己的理性、观察实验等方法而不是用迷信探究真理。他又说“科学不是一个人的事业”,之前有哥白尼等人,他之后呢?就在他去世那一年圣诞节前夜,在英格兰林肯郡沃尔斯索浦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一个婴儿提早来到了人世,他就是伊萨克牛顿。

二、伊萨克·牛顿(1642—1727)

与伽利略相比,牛顿是不幸的,他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父爱,遗腹子早产儿,母亲改嫁,抚养牛顿的是老迈的外祖母。少年牛顿沉默寡言,爱思考,好读书,有事没事鼓捣点自己喜欢的小玩意,这也许与他生活的环境有关吧。然而塞翁失马,牛顿失去家庭的温暖的同时,获得的是对自然界敏感的观察力和对书本上的知识摄取能力,或许只有这些才对孤寂的他有所安慰,而这些也为他才能的展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与伽利略相比,牛顿又是幸运的。因为父亲去世的早,也就没有伽利略遇到父亲的阻碍,牛顿可以自由地研究他想研究一切事情。尤其是当时的英国有宗教信仰却没有宗教信仰的禁锢,更不会有恐怖的宗教裁判所对异端的审判。这样的自由宽松可以使牛顿在科学的领域里自由自在的驰骋。更难能可贵的是牛顿生活的年代虽然是英国历史上较为动荡的年代,但动荡的外部环境似乎只是与牛顿擦肩而过,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熟悉英国历史的人应该明白,1642年到1727年,这个属于牛顿的历史时段,在英国恰恰是一个转折的时代,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保王党与清教徒之间的战争,克伦威尔的独裁,都铎王朝的复辟后的反攻倒算,光荣革命。这些改变了英国历史进程的事情却对牛顿没有什么影响,它们甚至比不过1665—1666年的那场鼠疫。那些外在的纷扰与牛顿无关,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专心搞自己的科学研究或者发明,静静地的事情做完,这不能不说是又一幸运。

牛顿的幸运远不止这些。从少年时期开始,牛顿在承受常人所谓的不幸的同时,幸运也时常光顾这个有个性的少年,如果按照他母亲的愿望,牛顿最好的前途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农民。但是好读书的牛顿感动了他的舅父,后者说服了牛顿的妈妈,牛顿得以继续自己的学业。很显然在牛顿的一生中,舅父是改变其命运的关键人物,而进入剑桥三一学院的牛顿,如果不是遇到赏识自己的伯乐—伊萨克巴罗博士,那么牛顿的科学之路也不会象后来哪样顺当。巴罗不仅把牛顿领进了科学之门,而且将自己的教席让给了牛顿,正是这样的让贤为牛顿提供了天高任鸟飞的广阔空间。就连大学期间那场不得不避居乡下的鼠疫,在别人看来是灾难,而对牛顿来说,正是这两年的乡间静静的思考研究,使牛顿的学问突飞猛进,后来很多成就都是这个时期孕育,据说就连万有引力定律都与牛顿乡间的那颗苹果树有关。一切旁人看来的灾难,在牛顿哪里,都转化成科学研究的好时机,等到再回三一学院,那就不仅仅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了,此时的牛顿应该说已经逐步接近当时科学的顶峰了。

不是吗?我们梳理一下牛顿的重大科学成就。

1665年牛顿发现了二项式定理,是年22岁。

1666年 牛顿在引力定律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同年利用三菱镜研究色散现象。

1667年 3月,牛顿返回剑桥大学。同年,他被推选为三一学院的研究员。

1668年,牛顿制成第一架反射望远镜样机。1671年改进后献给皇家学会。

1669年 10月,牛顿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卢卡西讲座的数学教授,年仅26岁。

1670—1671年 牛顿研制出他的反射望远镜,牛顿成为皇家学会会员。

1687年,牛顿出版了代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是一部力学的经典著作

1704年 牛顿有关光的研究的著作《光学》出版。

1707年,牛顿的代数讲义经整理后出版,定名为《普遍算术》。

以上所列的科学成就当然不是牛顿科学研究的全部成果,牛顿也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完人,除了可以原谅的生活上的不修边幅马虎以及性格上的怪异之外,这往往是成就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常有的痼癖,现在常常被当成一种美德来看。牛顿还有很多为人非议的比如对炼金术的痴迷,对名利的沉迷与追逐,对同行的排挤和打击等等,然而这也许才是真正的牛顿,金无足赤,我们不必避讳牛顿的缺点。即便如此,这也并不妨碍牛顿成为科学的巨人,实际上根本不必列出牛顿在数学、天文、物理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有一本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足矣!在哪个时代,不,甚至在爱恩斯坦出现之前,无人能出其右,单凭雄霸物理学家200多年无对手的气势,牛顿就是那个时代的巨人。

1727年,牛顿去世。回顾自己一生牛顿如此总结:“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象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

牛顿确实可以沾沾自喜,因为他没有辜负那个时代,84年的人生,牛顿的贡献很多很多,牛顿的影响很广很广。如果说如果说伽利略用自己的望远镜把上帝从天文学中驱逐出去,那么牛顿则用三定律把上帝从物理学中赶走。科学的进步,理性的发展,牛顿对世界运动的解释连上帝都不得不说,“大自然/和它的规律深藏黑夜里。/让牛顿出世吧!/于是一切就都在光明之中。”镌刻在牛顿墓志铭上的文字也许是对牛顿最好的评价。

当无生命的现象中难寻上帝的影子之时。在生命的世界里,上帝却依然是世界的缔造者,将上帝从生物学领域驱赶走的科学家是达尔文。

三.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1809年—1882年)

达尔文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如日中天的时期,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正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大英帝国凭借着工业革命所累积的经济势力积极在世界各地扩张,英国人的进取心促使大英帝国的海军游弋于世界各大洋之上,军舰上的人说是科学考察也好,说是开拓市场也行,说是征服世界也没错。反正有太阳照耀的地方就有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在飘扬。也许正是这样的牛气,达尔文才能自如地在世界各地进行长达五年的科学考察,搜集大量的岩石标本和动植物标本,为后来的《物种起源》的写作和其他科学研究积累大量的素材。而此时的中国文人们知识分子们正在“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他们的才智要么消磨于八股取士的高头讲章之中,要么荒废于回字的几种写法之类的考据学问之中,科学研究这样的奇技淫巧文人自身看不起,康乾余晖的帝国紧闭的大门也不曾给他们提供开阔的眼界。反观英伦三岛,与广袤沉睡的中国相比,在高大自守的中国人眼中不过蛮夷之邦,但就是这样的蕞尔小国,经济上机器轰鸣,工厂林立,政治上君主立宪,民主扩大,外交上积极进取,开拓市场。热爱科学的达尔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将生物科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研究当然不是一帆风顺,本来吗,“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道路可走的,只有那些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险的人,才有希望到达科学的顶点!”达尔文也不会例外,且不说科学考察中探险的辛苦,这些达尔文凭借自己的勇气和科学素养都能克服,只是教会和传统的观念阻力就使达尔文备受煎熬。当时的英国宗教专制色彩已经烟消云散,宗教信仰自由也初步建立,令人恐怖的裁判所和宗教迫害也早已失去市场,但是在人们心目中,宗教所宣扬的与科学相悖的理论依然在人们心目中顽固地占据着一席之地。他们很多人都相信,世界是上帝一周之内创造出来。既然如此,人类和其他生物物种一样,都是不变的。那么如何解释“狗吃屎,猫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这样的行为,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宗教的解释是,“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真是如此吗?达尔文之前的科学家如布丰、拉马克等人已经承认生物的变化观点,达尔文的科学研究成果更是雄辩的证明,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斗争,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而我们的人类也并非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从一种类人猿经过漫长的进化发展而来。这些写进《物种起源》的科学结论,石破天惊,在教会和传统思想的人心中激起了轩然大波。

1859年11月24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250册在伦敦初版后当天就被抢购一空,这样的盛况反映了人们对达尔文《物种起源》观点的支持或者好奇。后来此书一再出版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这部著作的问世,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同时也激怒了教会和传统保守人士,他们攻击达尔文亵渎神灵,把人类视为同其他物种一样,有失人类高贵的尊严,特别是把人类祖先归结为类人猿,是可忍孰不可忍。当时的伦敦出现了不少将达尔文画成猴子的漫画,也有不少人直接用达尔文的理论直接嘲笑达尔文。在达尔文的亲属中,很多人都是宗教信徒,妻子爱玛更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一方面她要面对人们对达尔文的非议,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坚持科学真理的丈夫,内心的宗教信仰与达尔文学说的矛盾如何平衡?达尔文的学说确实削弱了自己心目中神圣的宗教,可自己又不可能说服达尔文?达尔文又何尝不是如此?面对妻子的虔诚善良的宗教感情,面对自己不能证明有无的上帝,达尔文能怎么样呢。他只能说,“我恐怕还不能够理解到,无论什么人怎样会希望基督教的教义成为真情实事;因为如果它是这样的话,那么《福音书》中简明的经文大概就表明:不信神的人们,其中应当包括我的父亲、哥哥和几乎所有我的亲密好友,都将会受到永世的惩罚了。这真是该死的教义!。”在当时普遍不能脱离宗教信仰的人中,达尔文是多么的孤独无奈,这样的坚持又是多么的可贵。

1882年4月19日,达尔文与世长辞。其墓与牛顿墓相邻,可谓死得其所。这两位科学家,一位把上帝从物理学中赶走,一位则把上帝从生物学中赶走。正是这样的勇气和智慧,推动了科学的大踏步的前进。到20世纪初期,哲学狂人尼采高喊上帝死了时候,原来上帝控制的地盘已经为科学逐步占领。

牛顿解释了自然界运动的变化,而达尔文将生物学放在科学的位置上,一切都似乎都很完美。真如此吗?

爱恩斯坦说,未必。

四.阿尔伯特爱恩斯坦(1879—1955年)

自19世纪末期开始,科学的发展征服了世界,公开反对科学的人占据了少数,这不能不归功于前辈科学家的努力。当科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登堂入室之后,它的发展更多的就不是去消除外在的阻力,而更多的来自内部自身突破。我们很多人,往往在前人所构建的深邃科学迷宫面前,只会惊叹于前人的伟大,习惯于匍匐在科学巨人的脚下,科学自然难以获得长足的进步。而了解这个深邃的迷宫并发现其中的问题,否定前人超越前人,所需要的不仅是挑战权威否定一切的勇气,更多的恐怕需要科学的智慧和理性,也需要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必要的条件。因缘际会,“八方风雨会中州”,才能将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巨人爱恩斯坦成就的取得也是如此。

从理论上讲,19世纪的物理学似乎达到了顶峰,海王星的发现更加证实了牛顿物理学的威力。而经过科学家麦克斯韦、赫兹等人的努力,不仅形成了成熟的电动力学,还成功地将光的波动理论与电磁理论统一起来,从而使电磁学与力学做到了形式上的统一完整,牛顿所构建的经典物理学大厦使很多的科学家感到物理学的发展已接近完美,难以再有新的发展,以致于著名的物理学家普朗克的老师奉劝他没有必要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物理学。顶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完美,也意味着低谷,意味着死亡。只有发现其中的问题,才能开拓出一片新的天地,构建一个新的知识大厦,可是建新的理论大厦,必须要发现昔日殿堂中存在的问题。

难怪爱恩斯坦说,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问题在哪里呢?

爱恩斯坦经过科学研究发现纳入古典物理学体系中的电磁学与力学,表面上形式统一,实际上蕴含了内在不可解决的矛盾,比如力学中被广泛争鸣的相对性原理,在电动力学中却无法成立,这是为什么?还有光速是可变量还是不变量,19世纪很多物理学家肯定的光的载体以太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时间和空间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以往对光电效应的解释对吗?这些问题是经典物理学都难以回答和解决但又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就是构建新的理论殿堂的基石。

爱恩斯坦经过长期的思考和研究,逐步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相对论严格地考察了时间、空间、物质和运动这些物理学的基本概念,给出了科学而系统的时空观和物质观,从而使物理学在逻辑上成为完美的科学体系。对于这些崭新而陌生的理论体系,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爱恩斯坦的新名词新理论。就连爱恩斯坦所获得的世人看重的诺奖,其获奖理由也不是因为相对论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定律。相对论的普通知音还需要等待一代人。

但这没有关系,科学的寂寞并无损科学的伟大,科学的正确是可以证明的。随着时间的流失,爱恩斯坦的理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接受。广义相对论中的很多预言如时空弯曲理论,引力红移和引力场使光线偏转都被天文学家所证实,而广为人知的E=mc^2不仅从理论上重新解释了质量与能量的关系,而且被运用于实践,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结语:

从伽利略到牛顿,从加尔文到爱恩斯坦,近现代四位科学巨人的经历告诉我们,在科学的面前既不存在着什么不容置疑的权威,也不存在什么永远不变的真理,“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这既是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伟大理性精神,也近代现代科学包括未来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原文题目:科学与理性。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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