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八大之后，为了更好地进行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又一次整风运动，这个初衷很好的运动后来因为意见的尖锐甚至某些人的恶意攻击最后演变成反右派最后发展成为旁及无辜的反右扩大化。从整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春风到《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的多云转阴再到“其心可诛”，打击右派，打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倒春寒。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民主是那样的有限，昨天的意见今日就可能变成反动的罪证，“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当大批的右派抛妻别子走向流放地和干校之际，那些幸存未被改造的人还敢独立思考吗？一次又一次的“洗澡”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和胆量洗净拔光。阿谀逢迎或者沉默就成为文人们生存的不二法门了。在生存与真理面前，敢于舍生取义的英雄是有的，但更多地是明哲保身的凡夫俗子，原谅他们吧。这世界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地英雄，如果一个社会遍地英雄，这样的社会也是十分可怕的。于是唯上取代了唯实，独立思考变成了唯命是从，恭顺听话积极响应成为生存的哲学，这样的作风一旦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天下的问题就只有少数人才有资格有能力去思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勃勃生机就会变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肉食者谋之，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便成为可悲的现实。

当1957年因不同意见最后被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被归于另册之时，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建设停滞不前，恰恰相反，那个时期的政府坚信只要努力，奋发向上，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离我们就近在咫尺了，而不能紧跟形势的人只能被大浪淘沙。于是1958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体现在生产力飞跃的大炼钢铁运动还是体现在生产关系高度公有化的人民公社运动上，都突出了一个快字，快是哪个时代的特色，快也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

向前，向前，向前，这是一个“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年代，是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年代，是一个永远燃烧激情的岁月。

口号，标语，一个比一个亢奋：“赶英超美”，“以钢为钢，全面跃进”。“让高山低头，让河水让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被夸大到匪夷所思的程度。而指标，无论是全国性的两三年之内的赶英超美，1958年大炼钢铁的1070万吨钢的产量标准，还是乡下不断高涨的亩产万斤的“放卫星”，都背离了客观现实。从乡村的夸张无比的宣传画，到党的舆论的喉舌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都闹了不少让现在中学生都感到可乐的笑话，以致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为什么如此的狂热，如此的虚假。整个民族就这样都在集体的发烧之中度过了热火朝天的1958年，而迎接人们的不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是大规模的后退，建国后的经济在狂热中走进了发展的低谷。经济的负增长是毫无质疑的，除此之外还有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前者是我们教科书中公开承认，后者往往是讳如莫深以致现在尚真相难寻的。好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将之粉饰为欣欣向荣，连自然灾害这样的说法都显得有些难为情。1959年的巨大的错误使高层部分领导开始睁眼看世界，但是这样的实事求是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于是高层中敢于直言无讳的风气也日渐消失。当然高层领导面对经济上的困难，1960年之后的调整还是初见成效，特别是这个时期国防石油工业成举世瞩目，令人振奋。“宁可少活二十年，拼死也要拿下大油田”的铁人精神更是一种珍贵无比的精神财富永载共和国史册并激励着我们后人去奋斗，在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很难找寻那样的建设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了。

只是当时经济建设的曲折并没有引起党内领导人的警醒，反而因为不同意见的党内分歧被逐步夸大，这样的分歧最终被最高领导放大进而上升为政治斗争的新动向，对政治的虚无飘渺的忧虑最终压倒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革政治运动使经济建设的步伐再度停顿下来。

文革的灾难已经不仅写进历史更主要写进了党的若干问题的历史决议，天日昭昭，教训言犹在耳，但是历史地看待文革尚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建设成就，毕竟在“抓革命”引起社会混乱的同时，中国同时也在“促生产”，虽然因动乱引起的经济建设的停滞曾经存在，但是十年间也有一些令后世为之自豪的建设成就。资料统计，即使在1966～1978年期间，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其对经济的干扰，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6.62％，但仍比同期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高出许多（参见张风波主编《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可见文革时期动乱存在的同时，经济建设也并非完全是一无是处，对其经济建设成就还需客观看待。

回顾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经济建设虽然是一波三折，但是经济建设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工作重心和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出现重大失误之时，经济建设也还在进行，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社会总产值从557亿元增加到6846亿元，即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9％。若以可比价格计算，社会总产值的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则为725.8，即由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26年之间，增长了6.26倍，年均增长7.3％。在社会总产值快速增长中，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尤为迅速。工农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466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569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2.82倍，年均增长9.5％。”（资料转引自人民网强国论坛《辉煌三十年》）而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是，我国的GDPl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增长4.12倍，年均增长6.5％。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每年平均增长的速度。如果我们认为国内的统计因各种原因有误不足为证的话，我们还可以看看海外学者的统计，徐中约先生认为“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里，农业一直处在糟糕的状态下，粮食产量的年增长率只有2·6%,棉花增长率为2·1%，中国不得不进口大批粮食来保证日益增加的人口有饭吃，农村经济即使不是死气沉沉，至少也是有气无力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农民几乎没有劳动热情。”他在批评农业的不景气同时认为，1952—1983，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9·8%。（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P565）。到七十年代末，中国不仅形成了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原子能、化工、轻纺业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还能够制造汽车、火车、喷气式飞机、原子弹、氢弹、万吨级远洋巨轮、电子计算机等重型工业产品，特别是在国防科技领域如运载火箭，卫星研制与发射氢弹制造等领域都已经迈进世界先进行列，著名的两弹一星就是产生于六七十年代。而农业上水利工程的兴修，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样的成就仅仅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实现的，这种奇迹在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

由此可见，伟人毛泽东离开时，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一个政治上紧张阶级斗争不断的中国，同时还给我们留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截止到1977年中国的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外汇储备为23.45亿美元，而当时的中国没有外无大量的外债，内无通货膨胀。这些都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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