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官府也好，寄生于洋人也罢，反正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中国人的处事原则如此，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自己的企业。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也好，妥协也罢，实际上都是为了发展。既然政府对外尚让三分，既然官府无处不在，小小的工厂主又能惹得起谁呢，不软弱又能怎样呢？难道像北京的武举李福明那样被官府找个借口关门大吉不成。软弱就软弱罢，妥协就妥协吧，发展才是硬道理，即使是畸形的也怨不得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至于后世有人骂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哪也甭理他，他们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让他们来试一试？反正有新兴的企业产生与发展，就有希望。现代社会，工商立国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即使再牛的政府也无可奈何。

果不其然，甲午战后，捉襟见肘的政府只得开辟新的财源以应付因赔款而高筑的债台。既然对外的条约中允许外国人投资设厂，对国人的兴办实业也就没有理由横加阻拦，况且允许兴办实业可以给政府增加收入，这样的政府于国于民都算有利，民族资本也就在甲午战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此以后，无论是行将就木的晚清政府还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北洋政府，无论是建立民主共和笃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还是以孙中山后继者自居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都抛弃了传统的经济政策而向现代社会看齐。虽不能完全脱胎换骨，但是在经济政策，传统的经济政策基本上告别了历史的舞台，在重视工商业这一点上，基本一致。也正因为如此，自甲午战后到近代结束，民族工业的发展尚有两个高潮，一是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短暂的春天，二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到抗战爆发前的十年。“据统计，1912至1936年，中国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9.4%；其中1912至1920年，年均增长率更达到了13.4%（章长基《1912—1949年中国的工业生产》，载张仲礼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无疑这个时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而对这两个高潮的介绍，重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轻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成就的写法在新课程中依然表现的十分突出，似乎前者的成就大于后者。实际上，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的十年，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成就是十分突出的，除国民政府所发起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外，货币统一与国际接轨，经济建设再交通方面成就突出，乡村建设运动也开始展开，梁漱溟在邹平晏阳初在保定费孝通在江村都取得了很突出的成就。东南沿海地区不少工业成就的取得为后来中国抗战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哪些被称为东方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西迁的民族工业不少就是这个时期发展的。

当然应该指出，造成中国近代历史民国时期两个民族工业高峰的原因很多，即使和政府的政策密切相关也不宜评价太高。哪个时期的政府，无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武人政治，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官僚政治，更多地承继了历史上专制的传统，更多地维护了一部分的利益，离民选，民治、民享的政府尚有不小的距离，因此政策的制定上绝对不是代表民众的利益，政府和民众还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许多政策还是与民众为敌。也正因为如此，外不曾维护民族的独立以维护民众的国家利益，内不能清除特权以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民族工业的发展的最后是穷庙富方丈，政权的掌握者形成了独特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这个中国的经济怪胎与政权的紧密结合，不仅使民族工业难以发展，最后也导致了其政权丧失民心，最后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而民族工业在这样的反动政府压制下，最后走向了他的对立面。

回顾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历程，不难看到，民族工业之所以命运多舛，步履维艰，外战连着内战，炮火不断，中国民族工业不断被打断。而这样连绵不断的战争实际上是内外因素做怪，内封建军阀外帝国主义对民族工业的压制和排斥所致，而这样的压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近代外在的压制尚可谅解，因为那个世界本来就奉行弱肉强食的法则，到现在还是盛行着市场优胜劣汰的规则，而内在的阻挠就很令人伤心了特别是这样阻扰竟然来自我们的政府就更加可悲。人必自侮而后人辱之，近代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在和平时期，没有一个先进的政府也很难使经济得到发展。即使是有先进的经济，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恐怕发展也会被干扰会被打断。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仅是拥有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更应该有先进的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而后者才是现代化的关键，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中国近代民族工业曲折的历史命运,不仅是经济因素所致,更多的是政治制度使然,它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现代国家的出现,仅有经济上物质文明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文明 ,而这恰恰是近代历史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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