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追究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思考
步 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
生物武器（Ｂ-weapon或 biologic weapon）和化学武器（Ｃ-weapon或chemic chemic）又称为ＢＣ武器，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社会被严格规定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现在，则加上核武器（A-weapon或 Ａtomry），统称为ＡＢＣ武器，是战后在国际社会中被禁止使用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即使是在进入２１世纪的当代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使用生化武器罪行的追究，也是有很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
一 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被免除与重新追究
日本在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是严重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多数的交战国遵守了国际公约，至少是从避免遭到对方用同样的手段报复的立场出发，对自己拥有的生化武器的使用加以克制 。但是，日本只在对欧美各国的作战中履行了国际公约，而在中国战场上肆意使用了生化武器。可是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日本军队对中国使用生化武器的罪行恰恰被免除了战争责任。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后，美国科学技术调查团就先于同盟国军总司令官（ＳＣＡＰ）麦克阿瑟到达了日本。团长是美国马萨诸塞工科大学的理学部长Ｅ·Ｌ·莫兰德，顾问是马萨诸塞工科大学校长Ｋ·Ｔ·昆普敦，他们的任务是调查日本在核生物和化学武器方面的技术情况以及其它的军事情况。因为美国早已知道日本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而至少在１９４２年也得到了日本研究和实验细菌武器的情报 。从该团的团长由美国总统直接任命这一点来看，足见美国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
在调查团中，军医中校、医学博士马勒·桑德斯是美军生物化学战武器开发中心的成员，他的任务是专门负责调查日本生物化学武器的研究开发的问题，而总检察官基南的助手、美国陆军上校Ｔ·Ｈ·莫罗（T·H·Morrow）领导的一个小组受命对日军使用毒气的情况进行调查。但是，众所周知，在东京审判的时候，这两项重要的战争犯罪都被掩盖了。
３０多年后，桑德斯仍然记忆犹新地分别向采访他的日本《邮政周刊》的记者（１９８１年）和《朝日新闻》的记者（１９８３年）回忆起当年的经历，说他是直属麦克阿瑟的调查官。由此可见当时美国对日本生物化学武器发展状况的重视。不过，正如桑德斯后来也承认的，美国当时之所以如此重视日本的生物化学武器问题，并不是从日本的战争犯罪的角度考虑的，而是关注日本在这一方面的技术能力 。
莫罗上校曾经就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毒气的问题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在前往中国之前的１９４６年３月初，鉴于毒气战同细菌战有密切的关系，他曾提出要询问当时已经被美国军队控制的日本关东军７３１细菌部队的部队长、陆军中将石井四郎。但是他被告之：关于日本军队进行细菌战的问题，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已经保证不对其加以追究，即已经免除了从事细菌战的日本军人的战争责任。在１９４７年５月６日麦克阿瑟发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Ｃ５２４２３号）中就谈到了将日本军队的细菌武器研究的情报通过秘密的手段弄到手的问题，电报谈到在与石井四郎交涉的时候披露了这样的史实：石井四郎提出，若能够得到免除其自己与部下战争责任的正式文件，他愿意将细菌战研究的成果全部交出。１９４７年９月８日由国务院远东委员会给麦克阿瑟的“备忘录”（ＳＦＥ１８８－２）中说：“关于从石井及其部下手中搞到的必要的情报问题，因为这些情报是美国从秘密渠道得到的，可以不向那些日本人承诺不将这些情报作为‘战犯’的证据来使用。如果有那样危险的承诺，将来很有可能使美国处于被动局面。所以作出承诺不是好的办法。但是从安全保障的角度，阁下不应将石井及其部下作为战犯起诉，不作承诺，像过去那样必须将那些情报一件不漏地继续抓到手。”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２日完成的名为《关于细菌战调查的概要》的报告（ＡＰＯ５００）中，还记载美国为得到细菌战的有关部门资料花费了２５万日元。
关于美国如何和为什么要掩盖日本的生化战责任的罪行，是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题目，本文在这里只想指出：美国对待日本生物武器技术以及日军细菌战犯罪的态度，充分表明了美国实行的是以国家利益为基本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则。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的生化战战争责任的被掩盖与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战后日本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认识产生模糊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５０年代起，关于日本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生物战和化学战的内容，就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教科书和各种出版物中以及种种宣传媒体上，７３１细菌部队、细菌战、毒气战等概念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当然，中国方面关于这些问题的描述，还主要是站在被害者的角度进行控诉，而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几乎无法进行学术性的研究与分析。而在日本，政府一直到９０年代以前都没有正式承认生物战、化学战以及人体实验的责任，尽管有极少数的人发表过文章，但在整个社会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认识都十分茫然的情况下，他们的努力立即被淹没了。也有的学者曾经想将７３１细菌部队的问题写进日本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如家永三郎先生，但是遭到了保守的文部省的压制，要求他“全部删除” 。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保存在美国的包括东京审判的资料在内的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档案开禁了，给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提供了条件。在那之后的８０年代初，在日本社会曾经就东京审判的评价产生了争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肯定论和否定论。而在这一争论中，把日本的生物战和化学战的问题也同时突现了出来。 经过一些学者对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关于生物战和化学战的部分内幕情况逐渐被人们所了解。 导致对生化战问题特别是７３１细菌部队问题研究深化的一个契机是１９８９年的“人骨问题”。当时，在日本东京原陆军军医学校的旧址施工时，偶然挖掘出了奇特的一批人体骨骼，科学检验后证明上面留有被子弹击穿或手术锯切割的痕迹。由于陆军军医学校在战争期间具有日本各细菌部队的研究中心的地位，因此这些骨骼是否与细菌实验有关，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样就促成了日本市民运动对７３１细菌部队战争犯罪的关注。 由此开始了市民团体在日本举办“７３１部队展”和“毒气展”的长达１０年的活动。 经过这些活动，对日本生化战的战争犯罪的认识，在日本社会有了比较大的变化。据斋藤一晴对东京的中学生进行的社会调查，到１９９５年，知道有７３１细菌部队存在的比例达到６０％，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使用毒气武器的比例为４２％。尽管学生们的所谓“知道”的涵义不过是有朦胧的印象而已，但同以前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一调查也证明：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从学校得到有关问题的知识，而三分之二的学生是从社会上得到的，说明了市民运动的影响力。
１９８９年１月７日昭和天皇去世，也促进了日本社会对生化战责任问题的关注。这是因为天皇是否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负有责任的问题，一直是国际舆论相当关心的，尽管日本方面一直在竭力回避。就在天皇去世后不久的1月１３日，正在英国的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由于接受了在远东军事审判的结果和旧金山讲和条约，因此，与天皇的关系问题已经在国际上解决了。但是，宇野宗佑的表态未免过于武断，因为已经有相当多的资料证明：旧金山讲和条约中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规定仅仅是形式上的，而对天皇的战争责任，条约没有任何表述。实际上，正是由于政治性的原因，在东京审判中免除了对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所以，从法律形式上看，天皇的战争责任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天皇去世的时候，关于他是否应对战争负责的讨论活跃起来是顺理成章的。而在这一讨论中，同样被免除责任的生物战和化学战（包括“从军慰安妇”问题等）也成了关注的热点。
[1] [2] [3]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