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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放水中央红军长征路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12

 

放水长征路

黄道炫

《财经》2012-07-01

 


    仔细回溯中央红军长征的过程,或会发现,长征进军伴随着对手方的“放水”。影响最大、最需要发挥想象力的是蒋介石的“放水”。


  在人们印象中,蒋介石一贯视中共为心腹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固然,不能说这种说法没有根据,但政治人物的复杂常出乎普通人想象。比较早提到蒋介石在红军西进时有意放水的是蒋纬国。


  晚年,他在口述自传中谈及这段历史时称:“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共军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蒋介石当年在江西究竟有没有放水,想要提出确凿证据恐怕比较困难,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留下直接凭证。但从蛛丝马迹中顺藤摸瓜,还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


  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在东南北三面展开对红军的围困,西面赣州方向却始终未布置有力部队,这固与赣州一带临近广东、湖南的特殊地缘政治相关,但蒋的无所作为仍让人印象深刻。随着“围剿”深入,西线赣州方向地位日显重要,早在1934年5月,蒋介石已经判断:“赣南残匪,将必西窜。”6月,陈诚建议加强西线兵力。9月底、10月初,何键、白崇禧相继提醒蒋加强西路兵力,防止中共主力西进。但这些急如星火的建议在蒋这里均未得到认真回应,除象征性要求加强构筑碉堡工事外,未有任何实际动作。


  顺水推舟


  蒋介石这种明显违背军事常识的做法,动机十分可疑。事实上,他在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中,记录下对中共真实心理的蛛丝马迹。9月6日,日记写道:“预定:一、进剿至石城、宁都与长汀一线,当可告一段落,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二、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当中共尚有数万大军时,蒋介石却已在准备收兵,此中奥妙,或许真如蒋纬国所言,他已经在准备迫走而不是消灭红军。


  蒋介石的所谓“放水”举动,当年或已有窥破者。11月底,老政客何其巩上书蒋介石,提出:“赣匪之可虑,不在其窜逃,而在其守险负隅,旷日持久……赣匪倘能在赣川以东,合围而聚歼之,固为上策,否则有计划的网开一面,迫其出窜,然后在追剿中予以节节之击灭,似亦不失为上策中之中策也。”何并针对西南三省谈道:“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为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对何的上述看法,蒋批曰:“卓见甚是,当存参考。”


  以此为基础,1934年底除旧迎新之际,蒋瞻前顾后,在日记中将“追剿”红军、抗日准备与控制西南三者巧妙结合:“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这段话,和前述种种结合看,的确意味深长。


  其实,蒋介石在“剿共”战争中面对决战可能作出的选择,共产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早已替他作出回答:“蒋介石需要这样来同红军作战,使他在消灭红军之后不是太被削弱地出现在福建和广东的边界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同红军作战就不能达到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得到加强的目的。”正由于此,10月中旬,当红军紧锣密鼓进行长征的最后准备时,蒋介石却从江西前线撒手西去,开始其被当时报章称为“万里长征”的一个多月西北、华北之行。


  在蒋看来,红军的西去,也许就像围棋里对手逃大龙一样,只要自身立于主动,大可顺水推舟、就势而为,所谓“赣匪一旦窜遁,则无论跟踪追剿之师,因地留戍之师,回防中部北部之师,控制西南一带之师,皆能左右逢源,不虞粘滞,从此大局可期永安”。蒋介石的“放水”,打开了第一道缺口,接下来,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看到的将是各地方实力派的“放水”接力,和蒋一样,出发点无一不是保存实力。


  粤方陈济棠是“放水”接力的二号选手。中央苏区发展壮大过程中,粤桂发挥着相当微妙的作用。粤方陈济棠与桂系结成联盟,中原大战后成为南京政权最大的威胁。蒋介石对粤桂势力心存顾忌,而粤桂也对南京中央保持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中央苏区的存在客观上为双方提供了一个缓冲区域,粤方尤其愿意维持这样一种力量平衡。


  共同利益


  对粤方的态度及其在中央苏区生存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中共方面有清楚的了解。毛泽东在1931年就精辟指出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在共同战略利益驱使下,中共与粤方之间一直保持接触。1933年11月,共产国际代表报告:“在中央苏区,广州政府代表已开始进行停战谈判。”此后,谈判断续进行,双方一直互有期待。


  当红军准备撤离时,由于粤方在赣、湘边境屯驻兵力,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谈判进一步加紧。1934年“八一”节前,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9月,朱德致信陈济棠,表示愿就停止双方作战、恢复贸易、政治开放、军事反蒋、代购军火等问题与粤军举行秘密谈判。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双方的接触。共产国际对与粤方接触高度重视,指示中共在谈判中主要应提出代购军火和取消封锁、恢复贸易,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


  中共的表态迅速得到粤方回应,10月6日,中共代表和陈济棠代表展开会谈,数日后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地点告知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公里让红军通过,红军须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中共和粤方达成的这一协议,为红军顺利突围转移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长征开始后,中革军委告知红军各军团指挥官:“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


  由于粤方的有意让道,加上蒋介石中央军追击不力,红军开始转移后,进展堪称顺利,几乎是以急行军姿态向西进发。《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对此有详细记载。从表中看,红一军团除1934年10月16日长征第一天只走了20里外,10月的剩余时间日行军里程基本在60里-90里之间,共行军11天,计860里,平均每日78.2里。11月行军24天,计1530里,平均每日63.8里。而遵义会议后的1935年2月由于需要摆脱国民党军追兵,28天内有26天在行军,计1620里,平均每日62.3里,3月行军24天,计1535里,平均64里。


  从每日行军的绝对里程、每月总里程到平均每日里程看,除第一个月速度较快外,遵义会议前后行军速度都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在整个长征过程中,第一个月的日均行军速度事实上最快。


  送客


  由于沿途没有遭遇重大阻击,11月下旬,红军很快进抵湘、桂边境。在此,蒋介石布置了所谓第四道封锁线,希望湘、黔、桂等省部队在边境地区拦截并消灭红军。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认为这实际是蒋介石驱红入桂的企图:四面堵截,红军定要寻找出路,一旦红军进入广西,中央军就可顺理成章尾随入桂。正因此,让红军尽快通过湘桂边界西进,成为桂系首要目标。桂系制定“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送客”方针,一方面紧急加强兴安、灌阳、恭城等地防务,另一方面迭电蒋介石,虚报红军进攻龙虎关、富川、贺县等地军情,使蒋介石允准其将龙虎关以北部队撤到恭城附近,放开红军西进通道。


  11月25日,中革军委命令全军迅速渡湘江西进。随后,红军各部陆续渡江西进。在蒋介石催促下,桂系作出北压姿态,与掩护部队红三军团第五、六两师展开激战,红五、六两师伤亡过半。当红军主力过江后,桂军压到湘江渡口,对红军后续部队进行堵击,红五、红八军团一部及担任后卫的第三十四师部队未能渡江,呈溃散态势。此役,桂军既避免与红军正面遭遇,达到挤送红军入黔的目的,又获得不俗战果,对蒋介石、对舆论均有交待,可谓一举两得。


  湘江战役对红军是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在四面皆敌时,红军虽付出惨重损失,但主力部队得以渡江保全,顺利入黔。这和桂系未在正面利用湘江天险,阻挡红军有莫大关系。由于桂系的“放水”,红军再次躲过一劫。


  红军进入贵州后,通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1935年4月底转进到云南境内。作为地方实力派的龙云,在判断红军只是过境后,采取保境方针,避免和红军发生冲突。孙渡回忆,早在红军刚刚进入西南时,云南方面就有“若共军既已进入云南,为免除以后一切麻烦起见,只有追而不堵,将共军尽快赶走出境为最好”的预案。


  当红军大兵入境后,龙云致蒋介石的电文中明确表示:“职意各部队除追击者继续追击外,其尚在曲、沾、威各县之部队,拟宜暂驻原地,以观匪之行动如何,再行决定。”显然,龙云是以让红军出境为自己最大利益。5月上旬,红军在云南几乎如入无人之境,急速前进,跨过昆明北境,直抵滇北的金沙江畔,由皎平渡等地顺利渡过金沙江,红军在云南的行动由龙云的“放水”顺利结束。


  就当年的结果看,长征时期国民党的“放水”举动都达到了目的,尤其是蒋介石,趁追击之机兵不血刃进入大西南,并使红军陷入长途跋涉的困境中,堪称神来之笔。不过,让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历史后来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这样一个当时看来英明神武的决策,却埋下日后败走麦城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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