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世江：五四运动发生细节 1 [任世江][2007年11月6日][628]

谁先响应了学生运动

从五四运动的发生不难看出，国难当头，最先觉悟的是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但是，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就不单单是知识分子群体的作用。长期以来，教科书的描述突出工人阶级，似乎“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带动了其他社会力量。教科书偏重革命史也埋没了20世纪前20年的爱国运动。事实上，同情学生、支持学生、迅速起来与学生并肩抗争的始终是城市工商业者，工人的觉悟在他们后面。当时，除青年知识分子外，具有反帝爱国意识而且有组织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我们熟知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历史，但是，不太了解同期发生在城市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群众性表现在城市各阶层的参与。学生运动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演变为各阶层参加爱国运动，必然有一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的勃兴，反帝爱国潮流的涌动。近10年来学术研究以大量史实证明，五四运动前20年，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角是资产阶级。

20世纪初，中国各大城市连续发生了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其中，抵制美货运动源于美国政府坚持虐待华工的条约，这与国内工商界本无直接的利害冲突，但是，上海商务总会为反对美国排华，首倡抵制美货，得到各地商会的积极响应，天津、广州、汉口、杭州等较大城市的商会多次举行集会，用各种方式宣传抵制行动。苏州的商会还在筹组之中，但部分绅商也决议不再出售美国香烟。很多县级城市，如常熟、绍兴、沙市、桐城等地也有集会，形成全国规模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发生在1905年，虽然只坚持了3个多月，但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表现了他们对民族危亡的深切忧惧。抵制美货似乎也是近代干预外交的第一次民众运动。马敏教授评价说：“抵制美货运动，正是绅商阶层所参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爱国斗争。”[6]（p．322）他认为：“同近代知识分子一样，绅商的民族意识亦同样体现为一种强烈的御侮救亡意识。所不同的是，绅商更注目的是外国的经济侵略，以及由这种侵略所造成的利权外溢、己利被夺，‘商战’失败的危迫情势。”[6]（p．317）收回利权运动充分支持这一论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大肆掠夺中国的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这不仅侵害了中国主权，而且直接危及资产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因此，他们的参与意识更加强烈，是收回利权运动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收回利权运动则是辛亥革命前重要的反帝爱国运动。

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爆发了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民国成立以来，伴随着实业救国运动，城市工商业者就自发地组织提倡国货，很多城市都有国货维持会、劝用国货会、国货负贩团等专门从事提倡国货的组织，类似组织与商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抵制日货”相辅相成的口号就是“振兴国货”。振兴国货本来就是商会积极倡导的，工商业者面对日本商品的竞争自然更加关切。3月，上海举行的民众大会有数万人参加，抵制日货行动很快遍及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广州等城市。3月18日，袁世凯下令禁止抵制运动。6月，日本正式向中国抗议反日运动。6月29日，袁世凯再度命令禁止抵制行动，各地不再使用“抵制日货”口号，但是“振兴国货”却叫得更响。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时间。

1918年，各大城市学生举行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游行请愿，立即起来响应的仍是工商业阶层。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近尾声，日本在大战期间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成为中国新兴工商业的最大威胁。北京政府统一币制的改革又未见功效，加之繁重的税收，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政府本来就不满，所以，学生运动很容易得到他们强有力的支持。

五四运动的反帝从狭义上说，主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5月4日，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向美国大使馆递交“说帖”，仍对美国寄予希望，落款还有“谨祝大美国万岁”[2]（p．157）。查北京学生和各地学生的游行口号，大都有“抵制日货”“反对强权政治”，但没有直接指向英、美的言词。日本取代西方列强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的现实，以及学生推动国人购买国货，义务宣传国货，理所当然地得到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拥护。学生的宣传已经细致到列举80多家本国能够生产的、可以替代日货的商品[2]（p．219），甚至导致了国货价格的高升[2]（p．229），工商业者最先支持学生运动是不难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意识、国家意识，在前述的几次运动中都得到增强，他们同学生一样关注巴黎和会。中华总商会曾在4月底致电在巴黎的中国外交代表团。5月4日前，北京商会还发电报给其他城市的商会，相约支持中国在巴黎和会的要求。5月5日，北京学生将4日游行的理由、学生被拘捕和罢课的目的，通过各种方式告知社会各界，还给各省督军、省长发了公函。除少数报纸外，大多数报纸都声明同情学生、支持学生。各种组织纷纷表态。6日，在北京的中华总商会立即作出反应，主张断绝中日间一切工商业关系，抵制日货。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在6日、7日连续发电给北京政府，要求释放学生，发誓支持学生。他们还发电给蔡元培表示对学生的同情[2]（p．186）。当时有很多团体通电表态支持学生，其中，最具全国性的、比较有影响力的、人数可能也是最多的组织是中华总商会。

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于1913年，全称“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民国初年，全国性的经济团体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沪、宁、京、津四大城市为中心的组织网络。据现有资料，会员人数在千人以上的团体有：中华国货维持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农业促进会、中华实业联合会、同仁民生实业会……这些团体大都由知识界和工商界联合组成，包含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派等政治派别。这些团体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不同地区的人组织起来，共同为振兴经济努力奋斗。这些团体比较注意把集团的总体利益与成员的个人利益融为一体，活动宗旨往往也能直接给成员带来实际利益。如中华国货维持会就曾上书教育部，建议学校开设国货教育课[7]（pp．405～413）。地方的商会原本就包含不同行业，中华总商会成立时，有来自全国17个省和京津沪的45个商务总会的代表。

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联合意识，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进入了基本“自为阶级”状态。这个组织具有最广泛的资产阶级代表性，在资产阶级中也具有众望所归的领导地位。它不仅以振兴经济为宗旨，而且参与政治活动。如1915年抵制“二十一条”，服从洪宪帝制；1916年劝阻护国战争；1918年调和南北战争、反对“中日军事协定”、要求华盛顿会议废除列强在华特权、要求扩大商人参政权；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中华总商会既有全国各商会自愿加入的组织基础，又有法律授予的权威地位。它具备领导全国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它形成的决议各地商会除特殊原因外，无不认真对待[7]（pp．448～452）。资产阶级的组织性在当时是其他阶级不能比拟的。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初步达到自觉投入反帝爱国运动的程度，这应是我们认识五四运动不能忽视的史学新论。

五四运动主要发生在城市，在运动中始终提倡抵制日货，而资产阶级又具有全国性的组织系统；学生动员、宣传的主要对象不仅是城市居民，而且直接与商会接洽。6月3日后的罢市是经过充分酝酿的。对学生运动最先而且最有力的支持来自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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